图书和期刊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布和传播科学发现或学术见解的两种主要途径，也是近代学术体系建立后相关从业者的谋生手段。1665年初出版了两本后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期刊：其一是法国人戴·萨罗(Denys de Sallo)在巴黎创办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其二是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在伦敦创办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Grattan-Guinness，1977)尽管这两本期刊都曾因不同的原因有过短暂的停刊，但后来都复刊并更名延续至今。在这两本期刊的带动下，世界各地的学术期刊蜂拥而出，迄今已逾百万余种，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件包括：(1)1778年世界上第一本专业刊物《化学会志》刊行，它带动了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的专业化；(2)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期刊是传教士郭士立(August Gutzlaf)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现时流行的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达8000余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313种。 本文不涉及对自然科学期刊的叙事，甚至非必要也不涉及学术期刊对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影响。后一选择虽部分源自作者本人的学术背景，但更重要的动因则在于：如果说人文学科更看重以著作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系统见解，那么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以自然科学为圭臬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则相对重视以学术文章或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其研究成果。有研究证实，不同的研究领域著作的重要性不同，在153个研究领域中依序递减为：人文学科(历史、艺术、经典、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软科学(管理科学、生命科学、行为科学、科学技术其他领域等)和硬科学(化学、物理、外科学、食品科学等)。①(Qian，2015)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单同人文学科相比，因时效性、实证性和应用性，社会科学相对重视期刊论文的发表，这也是社会科学对学术期刊更为依赖的显著标志。 其实，社会科学及其发展对学术期刊的依赖并非单纯源于其时效性较强的学术成果的发表，还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常常是现代性的产儿，并且在现代性的增长过程中往往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对民族或国家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因此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分化和精细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科学进步。基于上述原因，与社会科学相关的学术期刊除了知识成果的发表外，也自然成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学科的成熟度、学术共同体的意识甚至民族精神或国家话语的必要表征。 一、学术期刊表征了学科存在的基本理由 社会科学是现代学术与学科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之一。如果说人文学科涉及人类精神世界及其成果的研究，那么社会科学则以人类社会及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及神学等人文学科，还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它们的存在都需要学术著作和期刊作为基本的知识输出载体，但如前所述，后者对学术期刊的依赖更为凸显。同人文学科相比，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成长，使其所依赖的学术期刊较早摆脱了同人杂志范式，在成为“社会公器”的同时，也日益制度化、专业化和正规化。 1.AJS和《社会学年鉴》：社会学学科表征的初始浮现 虽然早在1839年，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就在《实证哲学》第三卷中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十分容易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视为对至高无上的国家的威胁”(周晓虹，2002，第310页)。即使是在相对宽松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国家的重视传统，以及社会学与经济学过多的纠缠，都使其难以获得制度化的表达。(Sala，2017)因此，“社会学在公众眼中是一种普遍的理论视角，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术性学科”(Mucha，1998)。现时名满天下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边际生涯除了其犹太人的出身背景，也与20世纪初社会学的边缘性有关。 众所周知，社会学是在欧洲开出自己的花朵的，但是如路德·伯纳德(Luther Bernard)当年所言，即使在美国，这束花朵刚想结果就遇到了严酷的“寒冬”，尤其因为它是“对时代需求的一种较为自发的回应，缺乏组织化和标准化”。因此，新兴的经济学家指责社会学是“粗陋的经济学”，傲慢的哲学家们则称社会学是哲学和历史的“私生子”，严谨的科学家认为社会学是“改革主义宣传”，而改革者们则认为社会学是“抽象的空想”。(Bernard，1928) 除了外部的攻讦，社会学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也难以立足。乔纳森·特纳在讨论芝加哥学派的知识遗产时以不无凄惶的口吻说：当时“社会学经常被其他已建立的学科以怀疑和敌视的眼光看待，这些学科正确地将社会学视为争夺资源的潜在对手”(Turner，1988)。不过，1892年，“像一颗没有包膜的巨大心脏在有力地跳动着”(韦伯语)的芝加哥超过费城，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都市时，热衷于社会改革运动的浸礼会牧师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说服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斥巨资建立了芝加哥大学。(麦克尼尔，2013，第20-21页)碰巧，校长哈珀邀请了13位首席教授，其中原任科比学院(Colby College)院长的历史学家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对社会学及建立社会学系兴趣盎然。托上天眷顾，既然“斯莫尔不必在(来自其他学科的)蔑视和反对下开创自己的工作”，在哈珀的支持和没有任何一家系科独大的背景下社会学系便瓜熟蒂落。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斯莫尔的学术乏善可陈，但他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组建了美国社会学学会，而且最重要的是，创建了至今扬名立万的《美国社会学期刊》(AJ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在当年的芝加哥大学，除了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斯莫尔声望的主要来源就是创办了AJS这本为芝加哥社会学从而也为整个社会学制度化赢得合法身份的期刊。(Faris，1967，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