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出版家、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编纂家，20世纪科学先驱。杜亚泉一生鞠躬尽瘁，致力于“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对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出版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杜亚泉思想重获学界关注，此后相关研究成果宏富。应该看到，杜亚泉并非“书斋型”知识分子，其思想形成和嬗变与其生平事业关系极大，而学界对其生平史事的考订梳理仍较薄弱。从1901年受邀为商务印书馆编纂教科书，直到1933年病逝，杜亚泉服务商务前后三十余年，其中在馆内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28年，主持《东方杂志》约9年。其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施展，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等主要思想洞见的发表，均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舞台展开的。可以说，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是互相成就的。一方面，他的平生事业大多以商务印书馆为依傍，其主要思想亦在商务工作期间形成和发展，并藉商务的书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他也是商务成为当时中国重要文化机关的推手之一，其个人毁誉荣辱亦系于此间。杜亚泉思想的形成、变化及影响，亦很难脱离他在商务印书馆三十余年的事业背景。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及前后兼及的事功，涉及科学普及、普通教育、编辑出版、文仪制造等多端，既是文论家，又是实干家，考订周详，亦非易事。本文以“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为题，对杜亚泉的生平史事以及历史贡献，择其大端做一点考订和考察，亦可为相关研究提供略为详尽的史事背景。 一 杜亚泉进商务前，已立志教育，从事出版。1900年在上海办有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亚泉杂志》于1900年11月2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阴历十月初八日)创刊，共出10期。亚泉学馆编印、发行各类以教科书为主的自然科学图书，是杜亚泉从事出版的端始。杜亚泉最早的文章，便出自杂志创刊号。在《亚泉杂志》创刊号卷末“辑录余谈”里，他谈到对出版的认识：“试观近年来出版新书甚属寥寥，著作之权落于书贾之手，大率任意抄袭，改换名目，而士林争购之。其弊之由来，因吾等读书之人胶固成见，不肯著出新书，又不留意于印刷之事，意谓著作盛业不可妄，希且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方可不朽。此意虽甚盛重，而实阻碍文化之进步。”然而，“书籍者，记录事物、传布意旨、交换知识，非必务冀不朽，且世界中除经典史册外，亦断无传之不朽之书。东西书册，岁岁更新，陈编旧简无过问者，盖精益求精，每数年必须修改也。至印书之事，我辈尤宜留意图表行幅之类著作者，皆自具匠心，若任他人为之，多失本意。我辈际此时会，当以将来文学之汲引者自任，若非广播书籍，何以发达民智，故印刷之事实为吾辈求进步之脚踏车矣”。正是由于“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一变”，“吾观西来教士，到处设书会印书，廉价广布，其精到者士林皆珍为鸿宝，有名之印字馆皆教士所立，窃恐将来进步之事，借外力以成之”①，杜亚泉迫切地认为，如果不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出版事业，进步之事就会被传教士越俎代庖，取而代之。 创刊号《〈亚泉杂志〉序》里，杜亚泉首先阐明了科技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存活我社会中多数之生命者，必在农商工业之界。”杜亚泉简要说明了办刊宗旨：“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其目的盖如此。”②亚泉学馆出版有杜亚泉译《化学定性分析》《支那文明史论》，蔡元培著《学堂教科论》，以亚泉学馆名义编译的《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质学》《普通化学》《普通数学》《普通英文典》《普通生物学》等。1901年4月，亚泉学馆因经营困难停办，杜亚泉受父亲杜锡三资助，改办普通学书室。普通学书室因袭了亚泉学馆的办学宗旨，但内容上有所扩展。1901年10月，创刊了“注重科学，兼载时事及政治”③的《普通学报》，1902年5月停刊，共出5期。但普通学书室继续经营，仍编印发行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特色的教科图书，有《普通新历史》《数学揭要》《代数学揭要》《合数术》《微积备旨》等④。 《亚泉杂志》和《普通学报》均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杜亚泉开始与商务印书馆发生联系，并与夏瑞芳、张元济熟稔起来。他应邀为商务印书馆编写教科书。1901年还与张元济、蔡元培等合办《外交报》⑤。由张元济主编，拟由蔡元培任主撰，由商务印刷。《外交报》初期由普通学书社发行，1902年底改为由商务发行。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纂的《绘图文学初阶》(简称《文学初阶》)。《文学初阶》旨在培养国人的识字、造句、写作等“应世”语文能力，早于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国文教科书，也是最早由国人自编的近代语文教科书之一。《文学初阶》共6册，供小学堂每半年一册，用三年。该书就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编写识字课文，并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理修身、读书学艺等内容，其自然科学知识的广度、深度和通俗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文学初阶》不断重印，被汪家熔称为“从教育学的原理讲，是我国小学课本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课本”⑥。1904年普通学书室“营业疲顿”濒临破产，杜亚泉受夏瑞芳、张元济邀请，带着普通学书室的“生财”入股商务。彼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不久，出版事业尚处起步，夏瑞芳、张元济、高梦旦等在日本编辑家的襄助下，正在编撰一套旨在以新知识培育新国民的新型教科书。10月，杜亚泉进编译所，参加最新教科书编纂，旋被聘为理化数学部主任。 杜亚泉为商务所倚重，不得不提及他的学问造诣，以及他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志向。近代西学东渐，在船坚炮利的压迫下，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最感切肤的是科学技术之于救国图存的重要性。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生息，产生过灿烂的科技文明。但有关知识的传承，或属畴人之学，例如天文历算，往往在与宫廷王室有特定关系的家族中传续；或在民间以师徒相授，如营造、农业、工商业、医学等，均从未纳入过普通教育；近代西方科学陆续传入，至18世纪末，也未及推广到普通教育当中。与同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杜亚泉起初也致力“清初大家之文”“治训诂”，且“考经解，冠阖郡”，即在乡试中获得过经解全郡第一⑦。但他很快意识到，传统经学、小学于兴邦救国无裨实用，旋即自学数学。不几年，“君考算学，又冠阖郡”⑧。蔡元培曾评价他，“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⑨。杜亚泉学习数学，“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⑩。杜亚泉常以西方代数运算的结果，与习中算的叔叔杜山佳用中国古代天元术方程运算相印证。“自是而后，兼习理化，兼习东文”(11)，杜亚泉很快熟识日语且初通英文，进而接触到整个西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