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①，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高度后升华形成了哲学创新。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这一经典论断，科学地论证了文化产生的原因，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揭示了人类在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性质的文化，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演化、丰富形成的哲学创新，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产物，并进而发展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重要标尺、理论支撑和思想判断。从传统概念的“人文经济学”到中国化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丰富性、成熟度和理论化水平达到更高阶段，即升华形成哲学化理念的阶段。 近年来，学术界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较好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历史逻辑入手剖析人文经济学的学术范畴归属。王晓静等提出，人文经济学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学，也不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③二是寻求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的突破。任平等提出，理解和研究人文经济学，首先要有方法论自觉，即突破西方经济学藩篱、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④三是探讨人文经济学的人文关照价值，胡钰提出，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文的自觉”，重点是人文效率与人文效用，以人类为目标。本文对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思考和辨析从三个维度展开：历史维度——即关于人文经济学理论归属的起源之辨；当代维度——即人文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之辨；发展维度——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未来之辨。⑤依托于这三个维度，可以从更宏大的哲学外延和实践领域探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之于当代和未来中国的意义，即围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更好阐释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实践、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繁荣。 一、经济学还是哲学?人文经济学的起源之辨 人文经济学，虽被冠以“经济学”之名，但对其研究的首要问题应是辨析其归属于经济学范畴或是哲学范畴，而辨析的基础则可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源流入手。 若将人文经济学视为“经济学”范畴，主要的理论源流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亚当·斯密在其与《国富论》成互补性关系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较早阐释了道德感情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并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社会中的个体首先应该保持自我的道德追求，尤其是以“同情”为核心的向善性。“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唯有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激情协调一致，在这之间存在着人类的全部情理和礼貌。”⑥另一方面，个人应具备正义性，并由此建构社会正义的普遍性价值基础，正义是一种必须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应该的行为，个体对社会共同道德环境有超越于个人的责任。且仁慈与正义具备互促性，“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⑦。更进一层，社会应注重道德感和公平公正性。在社会层面建构道德和公平，需要在制度层面引入惩处机制，“人们时常赞同严格执行正义法则，甚至赞成用死刑来惩罚那些违反这种法则的人”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构了以分工、交易和效率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经典经济学体系，与之相互补的是《道德情操论》，其对道德和情感的讨论为后来将人文价值纳入经济考量提供了思想基础。在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与丰富的过程中，文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人本经济学等学派均对人文经济学有所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对经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修正。新古典经济学派侧重关注社会福利问题，将贫困、福利、分配等作为研究重点，在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关注政策对个体的影响，同时给予伦理学视角讨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问题。但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来看，对人文价值的思考和关注依然处于从属和配角地位，因而将人文经济学纳入经济学范畴在客观上不符合经济活动深度绑定文化活动、人文思考的现实情况。 将“人文经济学”视为哲学范畴，则应在对其思想源流的讨论中着重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不同于强调个体利益、个人价值的西方传统思想，主要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其历史流传中形成了对“人”的高度关注和价值认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人文属性是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传统经济观的核心观点。中国哲学的人文属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这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表征和基础性理论。在此基础上，通过“礼”的社会秩序传递“人文”思想。徐复观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礼”而实现。礼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把人的生命、生活加以庄严化。行为之庄严化就是表示生命的庄严化。⑨二是关照人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和谐性。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家，不同于儒家思想偏重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价值，道家思想更侧重关照人在自然秩序中的价值。李泽厚先生曾提到，“庄子则道是无情却有情，外表上讲了许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里却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性的眷恋和爱护”⑩。三是“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社会公德的关注甚于个人私德，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体现在经济活动中，即表现为个人财富与社会贡献的辩证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大同”为代表的社会公平思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理念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倡导共同富裕，这与人文经济学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相吻合。 人文经济学作为哲学范畴的另一个重要源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与实践的关系、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做出过精辟且精准的论述，主要包括文化是什么，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与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关系等方面。一是关于什么是“文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文化产生于人对自然的改造过程，文化本身是自然物的转化形式，认为“文化”的本质是物质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实践产出的创造物。“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同时，马克思认为文化作为哲学概念或者社会学概念，具有生产性，即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仅是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文化生活方式，创造精神财富。二是关于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二者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一般表述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形式属于上层建筑。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并非单向决定而是有相互作用性和互动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亦即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文化因素在各个历史阶段具有关键性作用，甚至在评价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时论及了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物质发展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展并不绝对同步，这为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引导和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恩格斯曾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2)三是如何认识现代性的文化。其中有三重关键内涵，其一为“现代性”，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同，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是评价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准，并且认为德国的制度是“时代错乱”(13)，需要向法国和英国这样的现代国家学习。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深入剖析，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强调文化的阶级属性，即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于“阶级性”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14)。其二是现代性视角下的文化，即突出提出了“精神生产”这一概念，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的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精神生产或精神劳动属于文化范畴，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改造过程。将文化视为一种生产活动，是与马克思理论聚焦生产力解放的思想主旨一脉相承的。其三是文化的交流互动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特点，是将文化发展置于世界民族主体与国家发展的互动的历史必然性之中研究和观察，认为文化对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超越了区域和国别的作用。“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