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概念建构问题不仅长期受困于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普遍与特殊之争、本土化与世界化之争，还有规范与实证之争、定性与定量之争，等等。诸多非此即彼的争论把研究者带入无意义的陷阱，并最终交由非学术因素来裁定。那么，概念建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出长期以来的争论? 其实，在克服诸多争论方面，概念建构需要考虑四个要素的统一。卢克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时刻处理好几组关系，包括“树皮”(每个学者具体关注的问题)与“树木”(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间、“树木”与“森林”(知识生产领域)之间以及“森林”与整个“生态系统”(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树皮”的具体研究要有意义，必须着眼并关联到整个“生态系统”①。那么，具体到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而言，最基础的日常研究工作是专注于中国社会具体领域、具体经验实践的概念提炼，使之对具体某一类社会政治现象有较普遍的解释力，形成有生命力的概念之树。不仅如此，概念建构还要进一步为树状的具体概念之间建立逻辑的关联性，进行体系化，形成一片茂密的概念之林，进而关联到“小系统”(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实践)以及“大系统”(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进程)。唯有从实践中建构具体概念之树，并且把概念之林与供给滋养的空气、阳光、土壤、水分等生态系统结合起来，才能让具体概念在概念体系化及其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找到恰当位置。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而言，还需要考虑社会科学本身的属性。所有社会科学都离不开社会性与科学性两个基本支撑点。前者以价值判断为先导，后者强调价值中立，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张力。这不仅使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高度共识”②，而且推动着社会科学的持久争论与动态变迁。一方面，社会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因应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土壤与历史变迁，围绕中国社会问题展开体系化建设；另一方面，科学性要求跨文化与社会体系的世界交流与传播，实现世界普遍的通则性。虽然具体概念是依据中国经验实践而提炼和建构的，但在超越其具体情境与规范条件之后，还可以对世界其他国家与社会的相类似现象具有解释力，由此才能在国际社会“传播开”与“听得懂”。这样的概念建构才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中国研究者才能参与世界大问题的讨论，并在国际学术界立足且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需要符合国际学术界的通则性要求，用科学规范的价值中立原则来对冲非理性的传统观念与非科学的利益诉求。 换言之，体系化与通则性是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一体两面，涉及概念建构与延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体系化是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目标指向，是刻画完整中国社会并构成“何为中国”的知识基础，而通则性关系到“中国何为”的问题，是让据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社会科学概念超越中国社会本土，提防概念建构在体系化之后走向“内卷化”，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续的影响力与生命力。最终，“中国式概念”可以解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同类现象，“中国制造”的社会科学知识产品可以为人类文明进程指明更美好的未来。然而，无论是概念建构的体系化还是通则性，都必须直面概念建构本身的限制性条件。 二、概念建构的限制性条件 概念建构能否走出中国社会科学长期以来面临的诸多争论，前提在于清醒意识到社会政治概念在本质上是有争议的③。这些争议具体体现为抽象程度、情境和价值规范三个限制性条件及其之间难以化解的交织。 其一是“抽象阶梯”问题。社会科学都是据于社会生活具体经验实践归纳而建构概念，对具体范围与特定领域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社会现象在多大地域范围出现，多长时间范围有效，对概念提炼的有效性与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萨托利在国别比较的政治学研究中提出了概念分析的“抽象阶梯”理论，按照概念的抽象程度或者与社会真实现象的距离远近，划分出高级范畴的普适性概念、中级范畴的一般性概念以及低级范畴的轮廓性概念，分别对应跨地区、地区内与国别分析的三种抽象程度④。然而，对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而言，国家并不是一个最小范围的分析单位，甚至往往可能是最大和最终的概念范畴。因此，科利尔进一步使用“家族相似性范畴”与“辐射型范畴”⑤，在横向上弥补对同类社会现象的概念提炼，从而使社会科学概念得以从纵横双向展开立体化建构。对具象世界的提炼范围越大，抽象程度越高，概念的普遍化程度越高，但具体现象与事件在概念建构中的轮廓越模糊，作用越小，反之亦然。 其二是时空情境条件问题。无论是萨托利还是其修正者都没有意识到，“抽象阶梯”范畴只能适用于高度同质化的语言文化与社会情境。一旦跨文化与社会体系，“抽象阶梯”就因概念所依托的语言系统不同而失去范畴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需要考虑情境条件的限制。情境条件包括时间与空间两方面变化的问题。在空间维度上，中国是自成一体还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是前者，概念建构只适合于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发生的局部社会现象，而无须考虑中国之外的区域适用性问题。必然结果是，形成的所谓“地方性知识”无法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跨文化比较。在时间维度上，把中国定位为传统文明古国，还是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抑或是当代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概念建构必须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来定位中国属性。中国社会科学首先要回应当下的社会问题与现象，带入传统与西方的相应资源，进而从时空变动的情境来考虑概念建构的解释力与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摆脱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