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降，尺牍经编纂、刊行而在公共领域广为流传，蔚然成风。尽管尺牍的出版可上溯至宋代，但其盛行则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在数量上远超前代，且形态多样，形成独具特质的文化景观。①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明末尺牍总集60余种。据笔者调查，包括总集、别集与指南在内的见存明末清初的尺牍出版物超过300种，而曾面世的同类文献规模远不止如此。②原本作为信息传递媒介且流通于私领域的尺牍，何以会成为坊间出版的新热点？此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为日本学者横田辉俊所提出。③相关研究对此略有涉及，主要观点可归结如下：其一，明末出版业的隆盛；其二，经济的发达；其三，人口流动性的上升。以上固然是尺牍出版盛行的背景，但论其直接条件，则在于大量尺牍文本的生成。明末尺牍文体盛行，固然离不开多个社会阶层的参与，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嘉靖、万历年间以来活跃的山人。④以冯梦龙、陈继儒、俞安期、邓志谟为代表的山人在明末出版文化中因表现突出而备受重视⑤。尺牍文体在山人文学研究中也颇受关注，张德建强调山人尺牍是晚明尺牍的主要构成，以徐渭、王樨登、陈继儒、黄奂四家为不同时段代表，连缀出明末尺牍发展轨迹及其呈现的山人群体精神世界的演变。⑥至于山人如何促进尺牍创作，开创尺牍文体新传统，则未见详考。 在明末尺牍文献中，吴中知名山人王樨登⑦(1535-1612)的个案富有典型意义。从文献学角度看，王樨登的“谋野”诸集，形态多样，自成谱系；此外王氏还参与尺牍总集的编纂，自撰尺牍亦多收录于集中，不同载体中相应的作品彼此关联，形成广阔的文本网络。从文体学角度看，其已刊尺牍数相当大，堪称“批量生产”，呈现程序化叙写特征，山人尺牍文本生成与流通相关的记述亦保留其中。在文学批评与传播领域，选本不仅是尺牍文体批评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成为选家及其交游圈相互标榜、介入自撰作品批评与传播进程的文化策略，尺牍因此而被赋予丰富的意涵。王樨登编著的尺牍种类与版本繁多，所幸皆有流传，借此可以一窥明末山人尺牍文本生成、往还乃至由私领域的写本向公共领域的刊本转化的动态过程。在此风尚之中，王樨登虽非肇始者，但其“谋野”诸集，或是刻印最多、流布最广、名气最大的尺牍别集。不仅如此，王樨登还是多部尺牍总集中篇目收录最多的“名公”，且其所参与编纂的尺牍总集在作品收录与编法等方面成为后继同类书籍的效仿对象。以王樨登为代表的山人群体，在传统文学史中虽非最受瞩目，却是更能反映时代气候的对象。 本章拟通过对王樨登多部以“谋野”为名的尺牍别集版刻及流传的梳理，比照邓志谟、许以忠等其他一般山人的尺牍别集及相关史料记载，揭示山人尺牍集刻印盛行却罕见流传的反差及其背后动因，另外，从尺牍总集的视角观照山人如何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重估其文献价值并探讨相关研究方法。 一、山人尺牍别集刻印之盛及存佚反差 明末山人中声名最著、同时也最受争议者莫过于王樨登。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如此推崇其文坛地位：“吴门自文待诏殁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谷振华启秀，嘘枯催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⑧王樨登被称为继文徵明之后长达三十余年的吴中文坛执牛耳者。后世对王樨登的正面评价，多承袭钱氏此观点，如《明史·文苑传》有传云：“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樨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靖、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樨登为最”⑨，在《列朝诗集小传》基础上进一步彰扬王氏文坛地位及影响力，还有意凸显万历年间以诗名者的“布衣/山人”身份特征。清代学者赵翼盘点有明一代“山人”在诗文书画方面的显赫成就，认为这可令与之社会地位悬殊的词馆诸公中不及者有愧⑩。但是，“山人”习气恰恰也是王樨登饱受争议的焦点所在。《万历野获编》设专题批判明末山人，明枪暗箭，矛头所向正是王樨登。沈德符旁征博引，如“张伯起孝廉长王百谷八岁，亦痛恶王为人，因作《山人歌》骂之，其描写丑态，可谓曲尽”(11)，所刻画的形象与《明史》等史籍大相径庭。首出于该笔记的“相门山人”之称及相关议论，或为后世王樨登“山人”刻板印象之由来。纵观王氏一生，任袁炜记室的经历虽非同寻常，但未足两年且随袁炜逝世而终结，而其主要行迹集中于吴中文坛，因此以“地方山人”称之更为恰切。 王樨登活跃于吴中文坛的四十余年，其交道之广如李维桢在《征君王百谷墓志铭》中所描述：“台使、郡国、长吏、四方之客，无论贵贱贤愚，辐辏并进”(12)，交游遍及达官显贵与文人墨客。王樨登和这些人物之间的往还尺牍，于生前就已结集刊行。以坊刻形式使自撰尺牍广为传布，是万历年间山人群体中兴起的新风尚(13)。王樨登堪称突出代表，其尺牍单刻，皆以“谋野”名集。冯时可序《谋野集》开篇释集名，先将“谋野”典故上溯至《左传》：“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襄公三十一年)，但其意义阐发却又不据“谋政事于野”之本义，而将笔锋一转，以“汗漫之野”与“弹丸之野”区分形容，二者境界高下立判。进而，作者又援引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赋予“汗漫之野”高尚的精神内涵。其后接续以“先生方以大丙为御、泠风为驾，纵志舒节，以自愉快，是其为野也”(14)，使王樨登尺牍文辞及其蕴含的高远境界得以具化。书序文撰者对“谋野”典故本义的别样阐释，从“入世”与否的角度看纯然是“反向”的发挥，以此揄扬王樨登非仕宦的生活状态，未免言过其实，或只是应酬之作。而王樨登自身反倒无意矫饰尺牍集出版的真实动机，对徐茂吴如此坦言：“《谋野》遂有甲、乙两集，不过供肆中贩粥，非谋野，诚谋利耳。”(15)该尺牍收入《谋野丙集》而公开流布，不再只是私下言谈。同时期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曾因未受赠《谋野集》而两度寄尺牍“问难”的逸事，或从侧面反映王樨登尺牍集盛行的情形，其有语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