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至近代，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城市的发展，而城市需求的提升也促使教育发生新的变化。洋务派寄希望于学习西方军事与科学技术实现中国的自强求富；维新变法时期，职业教育由单一的军事技术领域发展到民用实业领域，《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实业教育走向制度化；民国初期，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职业教育从“实利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职业教育的内容与教学方法更加符合城市发展阶段的需求，着重解决学校与社会需求存在差异的问题，实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转化。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依赖于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双向促进，共同实现现代化发展。 一、近代城市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使上海、天津相继开埠，因战争而骤然涌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碰撞。洋务派主动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开启了两座城市的近代职业教育。天津作为洋务运动的中枢城市，成为清政府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基地。相较北京之于天津的影响，上海受西方影响更深，使两者近代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征，也无疑影响着两地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城市职能影响近代职业教育职能 近代的天津与上海虽同为通商口岸，但因各自特殊的地理位置，两者发挥着不同的城市职能。前者自设卫筑城起，便负有拱卫京师之军事责任，且因靠近封建统治中心，处于北京的辐射范围之内，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志，而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政策及资金优势，使得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军事职能与政治职能尤为凸显；而后者因距离政治中心遥远，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吸引诸多新兴民族资本主义人士及外国商人汇聚于此，成为金融及经济中心，使得上海近代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最为鲜明。 1.办学主旨对比 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为求自强，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内容以“西文”“西艺”为主，主要分为外语类、军事类及技术类。这一时期，天津作为京师羽翼、洋务运动的中心，新式教育快速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军事领域，以军事和技术类学堂为主，旨在培养能够使用先进武器设备的人员。为铺设军用电报线而成立的北洋电报学堂，培养海军作战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为军队培养医用人才的北洋医学堂，以及栽培新式陆军军官的北洋武备学堂，都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而上海开埠较早，对外商贸繁荣。为解决沟通不畅、不懂商贸规则的问题，广方言馆应时而生，主要设置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类课程。1864年，大英学堂成立，成为上海最早的外国语言培训班。1872至1875年间，“在《申报》上登载招生广告的上海各式外国语学校就有14所”。[1]此外，江南制造总局为制造军用武器成立翻译馆，成为译介西方制造技术的主要阵地。相比之下，上海外国语学堂成绩斐然，培养出大量翻译人才与外交人才，或成为教员，或就职于银行、交通及外交部门，毕业生有交通部技正周家义、中法实业银行周传谋、驻俄使馆三等秘书陈广平等。 天津作为军事卫城，因遭受西方的军事侵略，其萌芽期的职业教育不以解决个人谋生问题为重，而是以“安内攘外”为最终价值追求，为提高朝廷军事力量的教育宗旨及人才培养的“制夷”目的十分明显；上海作为通商巨埠，受西方经济侵入影响较深，课程类型多依中外商贸发展需求所设，初期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以“增进生产，开发交通”为主要宗旨。 2.发展方向对比 1895年，洋务运动失败，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急积极主张发展实业。这种“尚实”主义也渗入教育领域，不仅提倡普通教育求实，职业教育也从科学技术学堂转向实业学堂。天津学堂不再囿于洋务军事学堂，上海地区的学堂也日益细化。虽然类型愈加多样，但兴办专业各有倚重。天津学堂不再侧重军事，但因其毗邻京师，专门学堂仍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院，分设简易科和本科，简易科“设职、绅两班，职班为司法科，绅班为行政科”[2]，学习期较短，能够迅速高效地培养出法政人才；本科分政治与法律两科，政治兼学经济，法律分国际法和中国法两个专业，学期长，学习内容更加深入精进。天津受直隶总督李鸿章、袁世凯的影响，成为中国北部政治中心，法政学堂又成为入仕之途，北洋法政学堂也因此成为天津专业学堂的中流砥柱，输送出一批大有可为的法政人才。同时期上海成为全世界商战舞台的中心。为抵御商战，上海大兴商学，开发商智，带动商业学堂蓬勃发展。1905年，清政府商部将上海南洋公学改为高等实业学堂，专门教授商学；同年，金业公所创办金业公立小学堂，次年改为商业学堂，“主要招本业子弟及其他商人子弟”[3]，后增设商业各科，教授珠算、记账等科目；1906年，上海商学公会创办中等商业学堂，北京税务学堂设上海分校，私立烟膏实业学堂成立。至此，上海形成了完整的初等、中等、高等商业学校教育体系，培养出各种类型的商业人才。 维新变法开始后，天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严复在津出版译作《天演论》，创办《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政治学、社会学，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正是受这种新思潮的影响，天津掀起创办法政学堂的高潮，众多仁人志士企图通过接受西方政法教育实现救亡图存的志向，推动天津的政法教育急速发展，成为全国之模本。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逃离北方，来到上海，主张工商立国，倡导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得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商科教育日臻成熟，甚至出现“弃文经商”的趋势。这些新式商人与学生成为上海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带动上海社会职业阶层的进一步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