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衍生概念，涵盖教育、人才、技术、技能、经济等多元要素，联结着教育强国与技能强国建设，支撑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独特的历史基础和价值取向上，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价值追求。制度化、数字化、终身化、国际化构成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内核。只有着力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和技能支撑，职业教育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趋向 产业高级化催生出新的技能需求，并进一步推动了技能升级的进程。各个发达国家将技能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通过部署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我国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并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为打造技能强国注入新动能。 (一)新使命：引领技能共同体构建 作为新时期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有力举措，技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目前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技能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打造的“鲁班工坊”“中文+职业技能”等职业教育特色品牌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不仅推动中国技术技能与制造产品“走出去”，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工匠精神带向世界。中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外人文交流平台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这使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也展现了我国在世界技能共同体构建中的使命与担当。在此背景下，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立足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升华与实践总结，有利于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在横向上拓宽国际合作的广度，在纵向上挖掘国际合作的深度，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与技能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二)新格局：适应多样化技能需求 第四次工业革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集群优势，将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进行深度融合。[1]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前沿科技以爆炸式、网络化的态势快速渗入经济社会生活，在各国之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生极大改变的同时，全球的产业格局和经济格局也被重新塑造。新的经济格局对技能的需求逐渐多样化，不仅改变了技能标准、工作流程、岗位规范、运行逻辑、组织形式等，而且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加强技能需求预测，使技能供给侧主动适应经济格局的变化，紧随新职业、新行业、新岗位、新技术。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技能供给方式，其发展模式和培养目标也应完成现代化转型，超前布局高端技能人才培养，加快培养具有“云、物、大、智”技术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有效加强产业高级化、产品升级的关键技能供给。我国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决定了职业教育现代化不可拘于西方模式，应立足我国实际，回应本土化发展需求，将“人口规模巨大”的压力与考验转化为技术技能人才开发的优势与红利[2]，填补我国技术技能人才从总量到结构的巨大缺口。这是与发达国家同步打造优秀产业工人，实现产业升级迭代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技能强国建设中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三)新诉求：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以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为主导战略任务，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始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教育新的战略地位、历史使命和发展格局。技能强国是教育强国的重要面向，而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性工程，又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类型。然而，由于社会观念和现实的桎梏，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长期以来处于边缘位置，被视为我国教育体系的短板。因此，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契机，找准并破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痛点和难点，逐步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取向 西方式现代化遵循资本至上的逻辑取向，以货币经济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逻辑底色。中国式现代化改变了西方式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根本弊病，通过国家力量钳制资本力量，使资源回归社会、回归人民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超越。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以技能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为背景和诉求，遵循特定的分析思路，具有清晰而独特的逻辑取向。 (一)治理逻辑：职业教育制度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关键特征，而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化，实现职业教育的有效治理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核心逻辑是打破“制度化不足”的桎梏，保证职业教育的制度供给与运行效率，形成科学合理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这也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长期的历史探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我国治理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在此逻辑下，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的。[3]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遵循，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办学之路，以此架构起中国式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地位，而产教融合、中国特色学徒制又承认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呼应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实践中，我国逐渐探索出“中央统筹，地方负责”的职业教育治理体制，由国务院统筹规划全国职业教育发展工作，由地方政府落实本区域职业教育工作任务。同时，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等社会机构有序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体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具体来看，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化建设在法律法规、师资队伍、办学标准、类型定位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基于中国职业教育现实问题创造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