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从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中等职业教育也从“就业导向”向“就业和升学并重”转型。作为衔接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制度——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目前仍处于缺失状态，这成为当前政府的重要政策议题和学者争论的热点问题。但在借鉴别国先进经验时，已有的讨论大多关注这些国家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怎么做”)，很少深入探讨其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在经济和技术发展背景下是如何变革，如何延续制度优势、破解制度桎梏的，这些深层的逻辑与因素往往对于我们认清问题的内部结构从而对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大有裨益。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系统分析影响英国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和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因素。 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静止地看待制度或者从规范的角度被动地认同现存的制度的稳定性，而是追溯历史的根基，从历史背后去寻找表面上所看到的制度的动力因素，[1]关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历史情景和因果机制，包含时间序列、结构关系、制度变迁、权力关系、观念分析等分析向度。[2]本文将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制度变迁分析、结构关系分析、权力关系分析等维度，深入探索其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内在逻辑和动力因素，以便为我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提供新思维。 一、英国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脉络 世界上现存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主要有三种：综合选拔制、证书制、高考制。[3]英国是实行证书制的代表性国家。英国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考试(简称A-Level考试)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有着悠久历史，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望。而其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职业教育资格证书考试制度则建立较晚，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等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几经改革，逐渐发展成为促进中、高等教育贯通，普职融通，知识技能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的“立交桥”。但其发展历程相当曲折，下面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时间序列”和“关键节点”的概念和方法，将其产生与变革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扩大教育参与：普通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制度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面临失业率飙升、经济衰退的危机。为了重振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撒切尔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短期职业教育培训计划，让失学的青少年掌握一定技术知识和就业技能，以便就业。此刻，英国政府认识到发展职业标准对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的重要性。1986年英国政府颁布《共同工作——教育和培训》(Working Together-Education and Training)白皮书，宣布成立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简称NCVQ)，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框架》(the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简称NVQ Framework)，要求现有的职业资格证书经过修改后符合国家职业能力标准，成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简称NVQs)，这标志着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建立。然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开发基于行业领导机构设计的职业能力标准，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非全日制资格，大部分时间在工厂和企业中学习。因此，国家职业资格只适用于就业，并不能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无法满足越来越多青少年上大学的愿望。 1989年，全国职业资格委员会认识到早期的职业资格过于针对具体的工作，因而专门成立“宽度”工作小组("breadth" working group)，负责研究如何将非职业特性的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从而扩大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宽度。1990年初，工作小组成员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提出开发“普通国家职业资格”的提议。[4]1991年，政府接受了全国职业资格委员会的建议，在白皮书《21世纪的教育与培训》(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中提出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下引入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General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简称GNVQ)。[5]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涵盖15个职业领域，重视“职业成就”与“核心技能”相结合的考试内容，采取赋权学生的“档案袋评估法”，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高级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Advanced GNVQ)不仅可以用于就业，还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凭证。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是首个由政府推出的可以申请大学的职业教育领域的资格证书，它标志着英国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初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虽然扩大了教育参与率，打开了职业教育的升学空间，但由于其宽松的评估方式和较为狭窄的教育内容，逐渐暴露出其提供的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在高校和雇主中未能得到广泛认可的弊端。因此，通过提高考试标准促进职教质量提升，成为下一阶段招生考试改革的目标。 (二)提高职教标准：从高级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到文凭制的转型 20世纪末，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英国正处于由经济衰退向“科技推动经济振兴”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更高水平的技能教育。因此，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上台执政后，倡导不同类型教育“平等尊重”理念，重视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标准建设，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资格制度改革上，促进普职融通是新工党提高教育质量和标准的第一步。1997年，在英国资格与课程管理局(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简称QCA)的推动下，布莱尔政府颁布了囊括普通教育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全国性的资格框架《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NQF)，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A-Level、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四种证书纳入其中。该框架明确了同级别职业资格和普通资格的等值地位，提高了职业资格的地位。随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标准，促进普职融通，英国政府颁布了《2000年课程指南》(Curriculum Guidance for 2000)，发起了英国课程史上著名的“课程2000”改革。此次改革推出了高级职业教育证书(Advanced Voc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AVCE)取代原来的高级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教育证书经过了“单元化改革”，分为三个单元、六个单元以及十二个单元三个水平，分别称为职业教育证书辅助水平(ASVCE)、职业A-Level(VCE A-Level)和职业教育证书双重授予(VCE double award)，这三个水平的证书都可以与学术A-Level组合起来学习，组合学习的成果只要相当于三个A-Level便可申请大学，此外，此次改革“核心技能”改称为“关键技能”并与高级职业教育证书脱钩，成为独立技能证书。[6]此次改革虽然提高了职业教育标准，促进了普职融通，却在提高标准的道路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学术化倾向，职业性不强，无法满足雇主的需求，其“单元化改革”也带来了学习内容“小而碎”、评估复杂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