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新加坡人才立国战略的关键环节。新加坡政府始终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其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短短数十年便取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效。2022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关于《终身学习：自信面对新明天》的演讲，揭示了新加坡教育变革的信念与奥义，即终身学习。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实践主线正是构建一个以终身学习理念为基，服务全民职业生涯终身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终身学习的概念并不时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加坡之所以选择这一理念来改造职业教育，主要原因是职业教育过去秉持的“终结性”技能观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及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所需。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只有具备终身学习力的成长型劳动者，才能在未知与变迁中持续保持职业胜任力。为匹配职业变动与转换的常态化趋势，新加坡政府、学校、市场纷纷加入支持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行列。 终身学习脱胎于终身教育[1]，二者往往被混同，导致终身学习延续了终身教育的“刻板印象”：要么聚焦于学校教育之后的继续教育、成人教育阶段，暗含割裂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阶段的预设；要么视终身学习体系为不同教育学段的“拼盘”，见整体而不见内在关联。这造成终身学习的教育主体泛化，使学校绕开了推动终身学习的责任[2]。由此导致终身学习“承诺多于实施”，未能有机地衔接于各级各类教育中。 事实上，职业教育是实施终身学习的主要平台之一。近十年，新加坡以终身学习理念整合教育体制，成功建立多通道成长、多形式衔接与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终身学习系统”的参与主体，连通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协同发展也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变革面临的最新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两个中心问题：首先，新加坡职业教育为何向“终身学习系统”演进？其次，如何通过三教协同将职业教育发展融入“终身学习系统”？同时，从南洋理工学院的案例切入，尝试透视其实践机理。 二、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动因与过程 过去60年，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并未线性演进，而是以接续不断的重估与变革为标志，始终追求青年学生比上一代人接受更好的教育。当前，新加坡职业教育参与“终身学习系统”的动因与旨向，与其职业教育变迁的过程密切关联。 (一)生存取向(1959—1978年)：保障职教生源，形成培训认证 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初，只有两所技术学院和一所职业学院。当时，新加坡外部强国环伺内部一盘散沙，国土狭小且自然资源稀缺，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人力资源是其唯一能利用的资源。因此，新加坡确立了“人才立国、人才兴国”的国家观念，而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实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关键一环。 早在独立前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即展开一项全国性职业与技术教育调查，收集到创立更多职业与技术学校的建议。当时，新加坡国贫民弱无法自给自足，严重依赖跨国公司，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维生。为解决低技能低工资招致的高失业率问题，李光耀主办经济发展局，授权其改革、壮大新加坡的制造业，改善新加坡技术人才的就业环境与支持条件。1965年，新加坡主权独立，教育担负改善国民素质的重要使命，提高基础教育入学率，扩大学校规模，增加教师数量等一系列“扫盲”措施如火如荼。但彼时，新加坡约90%的中学毕业生选择学术教育[3]，悬殊的生源导致产业工人短缺。为改善教育失衡，新加坡开始将职业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1968年成立技术教育部，整合职业与技术培训，领导一项重大改革：职业学校转化为更专业的职业学院或与学术类学校合并，改变原有的中学课程，技术培训为前两年必修，加入培养学生职业兴趣的内容。 职业教育占据教育系统的一席之地后，提高与保障技能水平，形成认证体系成为重点。1973年，新加坡成立工业培训委员会，接管技术教育部的职责，不只统合政府各相关部门，也加入企业雇主、劳工代表，向各专业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咨询培训需求与课程设置，制定了简要的技能资格认证，并引入学徒计划，与跨国企业成立联合培训中心。1979年，该委员会和成人教育委员会合并为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统领各阶段职业教育，通过考试与认证，将职业培训系统化、专业化。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新加坡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生产力水平阶段，职业教育初创，保障劳动力、解决就业与培养技能是其主要任务。教育分流制度也尚未形成，所有学生参加统一的国家考试，所有学校均为公立学校。 (二)效率取向(1979—1999年)：确立职业教育制度，提升学校培养质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石油危机波及新加坡，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显露。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只有加入高科技世界，提供各国争相支付的高附加值产品与服务，才能改变现状。由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一方面，通过税收与福利吸引优质国际企业与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培养本国的中级、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以降低对外来人才的依附。教育的使命由数量转质量，由规模至效率。不仅要延续扫盲时期对基础文化课程、师资、职业培训的优化，还触及教育制度的根本性变革。1979年，为选拔精英人才和培养高技能劳动力，新加坡放弃了早期“一刀切”的教育体制，执行普职分流、多轨并行的全新教育制度，支持学生差异化的需求与灵活的就学选择，对职业教育的地位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