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版图的“认知测绘”

      

      近年来，电影的版图研究在诸多学术文献中崭露头角，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认知领域。“版图”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元明清后引申为“疆域”之义并逐渐取得优势。“‘版图’可泛指国家疆域的原因实离不开‘爿’：由版而筑，由爿而牆，因牆为‘垣蔽也’‘障也’，故有外围屏障之义。此屏障(即爿)复可引申为国之疆界，界者，边界也，边界以‘内’之范畴即为疆域。”[1]按照这个看法，把“版图”理解为疆域的引申义主要依据“版”(爿)字的词源义，却未涉及组词中“图”字的具体语义。“图”即为图形、形状、形态，也可转义为结构、关系等。由此，电影的版图研究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它往往指向宏观尺度而非微观考察；其二，讨论时更关注基于“图”的指义，涉及形状、结构和关系等；其三，整体上具有一种“想象的地理学”特征，属于空间研究的范畴。

      长期以来，电影史研究一直在时间的观念上形成“路径依赖”；无论是史料诠释、史证逻辑还是史述框架，时间作为研究范式都是支配性的。然而，本雅明却反对把史学的结构建筑在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上，而主张建筑在充满着“当下”(Jetztzeit)的时间之上，“一个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便不再把一系列的事件当作成串的念珠去讲述”[2]。时间被“当下”所充满，时间就被截停了，被空间化了。一旦历史的问题成为充满着“当下”的问题，它就从时间中抽离出来，转而在空间的维度中被审视和重新建构。因为观念的局限，电影史有太多的空间问题被掩盖、被忽视、被草率处置，电影的版图研究正是其中之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包含的空间问题，一直就是深刻的地理事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借助地理学家凯文·林奇在《城市的意象》一书中提出的“认知测绘”，用以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知测绘”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复合性；作为偏正词组，“认知”被当作修饰“测绘”的语言成分。“认知”一词来自于认知科学，它强调认识事物的多学科观点，主张将研究置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和不同方法之中。“测绘”一词来自于地理学，它描述的是对地表空间进行采集、测量和图绘的工作。“认知测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以对比、交叉和重组的方式去建立一种基于空间的认识论。

      一、电影版图的初成

      新中国最初的电影版图，并不是建国之后才开始勾画，而是伴随解放战争的进程，由影人迁徙的脚步一点一点绘就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投降。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局，开始从各根据地抽调正规部队和地方干部进入东北。一个罕见的人文地理景观很快在中华大地上展开：数十万之巨涌动的人流，从不同地点奔赴同一个目标——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盘大棋局由此拉开序幕。

      在源源不断的人员输送中，也有电影人前赴后继的身影。这里可分为五条不同的迁徙路线：第一条路线来自延安，共分为三个批次：开始是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主体的延安干部团第八中队，队长舒群，副队长沙蒙，支部书记田方，于1945年11月2日到达东北局所在地沈阳。不久，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延安电影团也结束在延安的活动，全部成员被派往东北解放区。最后，1946年7月新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又在一年后组建“西北电影工学队”再度奔赴东北，于1948年6月到达当时“东影”的所在地兴山。第二条路线来自重庆：演员金山因为姐夫潘公弼的关系，受国民党官方委派赴东北接收“伪满映”。金山与妻子张瑞芳及一批左派电影人以接收大员的名义随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几经辗转才和革命的电影人会合。第三条路线来自境外：其中在苏联学习的袁牧之，从哈萨克斯坦穿越西伯利亚，跟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而吴印咸率领的“延安电影团”一行四十多人，从延安出发后却不得不绕道朝鲜，又经哈尔滨来到兴山；此外还有一批热爱新中国的港澳电影工作者，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奔赴东北，陆续加入“东影”的队伍。第四条路线来自各解放区、各野战军，包括地方和大学的文工团，由中央宣传部下令抽调骨干抵达长春，全力支援“东影”。第五条路线则局限于东北，一批“伪满映”时代的电影人(包括少量的日本人)跟随革命的电影人从长春撤到兴山，又从兴山重回长春，也成为“东影”早期的电影工作者。[3]

      五条不同的迁徙路线，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员调动，当然不可能出自个人的心血来潮，更不可能只为了东北一地的解放。在建立新中国这盘大棋局中，东北的战略地位急速提升，长春也表现出对电影人强大的吸纳能力；延安则因为战局的遽变而渐失其革命电影的中心地位。延安作为电影“根据地”，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它和上海的租界区电影、占领区电影、重庆的“大后方”电影、长春的“伪满映”电影，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电影版图。对革命电影而言，延安和长春既代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显示不同的空间特征。抗战胜利后，中国旧的电影版图已不复存在；伴随革命中心的迁移，延安在电影史上的地位随之跌落。长春作为解放区，由此成为新中国电影版图上最初的原点——这个取而代之的过程，既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又是深刻的地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