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指城市建成区或发展用地范围内处于城乡转型中的农民社区，内涵是‘市民城市社会中的农民村’”[1]，“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城乡过渡聚落形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2]。城中村位于城市之内，但又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城中村’已不单是个建筑群或住宅区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种‘不为城市所容’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3]，如李培林之形容，“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像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4]。这种“毗邻空间中的差异性与冲突性”及由此而衍生的诸多社会现象和文化症候不仅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亦为不少电影艺术创作者所瞩目。 一种可见的文化现象是，新世纪以来，城中村空间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一种重要的图绘、书写对象。《生活秀》(霍建起，2002)、《疯狂的石头》(宁浩，2006)、《亲爱的》(陈可辛，2014)、《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2016)、《路过未来》(李睿珺，2017)、《南方车站的聚会》(刁亦男，2019)、《奇迹·笨小孩》(文牧野，2022)等以城中村空间为主要叙事场景的影片相继出现，这些影片大多展呈与城市景观有着鲜明差异的城中村空间，细描城中村人具体而微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形塑“人与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城市影像书写日趋同质化之时，城中村空间不断渗入国产电影的视域，也为我们探察与审思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空间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与维度。 毋庸置疑，“空间”始终是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等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域出发，融合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理论，使“空间”成为社会批判与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同时也为电影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源泉。作为空间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列斐伏尔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中强调重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理论的必要性，他认为应首先关注物质领域，即自然、宇宙；其次是精神领域，包括逻辑与形式的抽象；最后是社会领域。[5]18在其眼中，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共同构建了一个“空间的体系”。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奇迹·笨小孩》《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路过未来》这三部电影为中心，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及精神空间等多重视域中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电影对城中村的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如建筑景观差别背后的人与空间的“互塑”关系、阶层流动的空间向度、空间认同与身份认同等，在此基础上探讨与审思社会现实/虚构叙事中的城中村空间缘何始终与城市空间“如此近，又那么远”。 一、人与空间的“互塑” 物质空间指涉物质性的、可感知的自然空间，如地理景观、实体建筑等。兼具实用性、观赏性的楼宇建筑不啻为城市与城中村空间中最富日常生活实践色彩的空间景观，“从现实层面的角度看，建筑提供了生活空间，给了我们活动的可能性。而在象征层面上，它们铸就了我们对都市、共处和社会的看法，参与创造了我们的都市和文化想象、愿望，以及感知到的目标”[6]。 在城市空间中，作为欲望、技术、力量象征的摩天大楼无疑是现代化都市的一个典型符号。同时，摩天大楼具有高、大、垂直、透明与统一等空间特性，如帕拉斯玛所言，“我们时代通常的建筑已经通过消除人类情感谱系中的极端而使情感标准化了，忧郁和欢乐，怀旧和狂喜统统去掉”[7]。《奇迹·笨小孩》中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摩天大楼宛如一台冰冷的巨型机器，时刻展示出其自身固有的秩序感与距离感。在主人公景浩(易烊千玺饰)骑电动车送妹妹景彤(陈哈琳饰)上学的场景中，影片先后选用了两组相似机位的中远景镜头，以分别展现景浩穿梭于城中村与城市之中的身体动作。当景浩穿行于城中村空间时，周围的建筑景观处于画面边缘，我们的视线始终聚焦于神色各异的角色上——打太极的老年人、吃早餐的上班族、晾衣服的妇女、逆行的过客……由此呈现出的是一幅生动、热闹，充满烟火气的城中村生活图景。而当景浩一拐进城市主路，摩天大楼就迅速占据了画面的视觉中心，景浩似乎突然就“消失”在了予人高度压迫感的摩天大楼群中。 事实上，不仅是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关系，建筑与人之间亦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建筑与人的关系，人形成了建筑，人也是构成建筑的元素”[8]。片中SNE公司的职员们在着装、神态、对话与个性上都高度雷同，这实非偶然，而是“人与建筑”关系的一种投射。影片以三个不同等级的SNE公司员工来表现城市人的机械教条与冷漠傲慢。负责接待景浩的前台职员，她的两次出场仅负责露出标准化的笑容，重复几个规范化用语“好的”“先生”“请”；市场部的李经理(王传君饰)在与赵总的对话中，也只会机械地回答“是”；赵总秘书在恭送赵总出差时的谄媚与服从，与其在赵总离开后瞬时切换成一脸冷漠、傲慢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些细节把城市人势利、虚伪、傲慢的一面夸张化，甚至刻板化地显影了出来。 “这些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个人仅仅是都市机器的齿轮。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9]117。虽然影片叙事对SNE企业员工着墨不多，但通过对他们高度统一、机械服从的工作日常之展现，摩天楼的秩序感与等级感被强化，而人物自身的情感与活力则相应地被消隐了。这也意味着，摩天大楼内的员工被城市建筑景观这个庞然大物所异化，他们必须隐匿自己的个性，去维护城市建筑的秩序感与等级性。换言之，人通过物化自身的方式以换取进入城市的通行证，但在此过程中，人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建筑景观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