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的价值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所致贺信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1]人工智能不仅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领域，而且实现了对社会各领域的全过程深度融合，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和转型。 “人工智能”(又称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实现了计算机科学、脑神经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有机融合。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GOFAI(Good Old-Fashio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以符号主义为基础。约翰·郝格兰提出“GOFAI”一词，泛指用最原始的人工智能的逻辑方法解决小领域的问题。其次是强人工智能概念与弱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强人工智能”由塞尔提出，他认为：“计算机不仅是用来研究人的思维的一种工具，只要运行适当的程序，计算机本身就是有思维的。”[2]“弱人工智能”是指人类无法制造出具有自觉意识的智能机器，这些智能机器一般只能应用于某一特定场域。再次是通用人工智能与超强人工智能的出现。“通用人工智能”是指一种能够像人类一样在不同领域中执行各种任务的智能系统。它可以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改进、自我调整，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超强人工智能”指远远超越最聪明人类头脑的智能，其拥有强大的运算分析和数据储备能力。基于上述研究可知，人工智能是一种以现代科学为背景的应用技术，其通过整合与分析历史数据，形成感知、推理、学习和决策的思维活动并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完成相应行为的计算系统。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实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并使数字化和智能化理念深入人心。但当人类沉浸在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和惊喜之中时，我们也会不禁思考：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介入民主政治领域？它的介入对民主政治的发展究竟是福是祸？对此，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介入民主政治领域不仅能够丰富民主诉求的反馈渠道，而且也为人的政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应大力支持人工智能对民主政治领域的介入与赋能。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介入民主政治后，若智能技术得不到合理合规的使用，其极有可能反噬人类，出现侵蚀公平正义、弱化政治透明度、剥离人的主体性价值等问题。因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民主政治领域应慎之又慎。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与民主政治的融合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二者的结合将会勾勒出一幅新的政治图景。但是，数智化的民主政治不仅会挑战或颠覆人们对于政治的固有认知，而且也必将面临诸多隐忧和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给予其高度的重视，“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3]。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人工智能与民主政治领域的日益融合，意味着我们应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民主政治领域后所面临的风险及风险产生的缘由，立足全人类的视角探寻防范与纾解路径，进而推动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二、人工智能介入民主政治的隐忧 “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开放性、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技术，但是从当前发展状况来看，还处在一种尚未定型和更未完全成熟的阶段。”[4]人工智能介入民主政治领域后存在政治生态受损与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政治透明受朦与政府公信力下降、政治谣言肆虐与人的主体性价值消解的可能与风险。 (一)政治生态受损与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 智能技术与民主政治的融合，不仅能够使公众全天候、跨地域、低成本地参与到民主实践之中，并且即问即答的互动模式也有利于激发公众的民主参与热情。但是，人工智能技术也会破坏政治生态的平衡性，使社会公平正义体系遭到冲击。 政治生态一般指政治主体展开政治活动的时空场域及其环境氛围，人工智能的嵌入将会对以理性对话为基础的健康政治生态产生威胁。第一，政治认同感被削弱。政治认同感是指公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归属，归属情感的强烈程度将关乎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在智能时代，人的社会属性逐渐被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即从“现实的人”转变为“数字化的人”。当核心程序与数据结构被不法分子掌控时，他们可以通过点对点、面对面的输出形式向公众传递虚假、消极的政治信息，消解公众政治归属感，影响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第二，政权的合法性出现危机。政权合法性是指政权存在的正当性和有序性，其是确保政治生态永续发展的关键。近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破坏别国政权、实施政治渗透的例子屡见不鲜，主要表现为通过数智媒体进行网络窃密、网络攻击、网络勾连，煽动公众逆反情绪，破坏别国政权的稳定。 人工智能的介入会使公平正义体系遭到冲击。第一，人工智能的算法机制容易产生偏见和歧视。算法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其会受到开发者价值习气的影响。人的主观性和情绪的不稳定性会侵蚀算法机制的客观性，甚至干扰运算结果，这就是算法偏见。目前算法偏见主要分为“先行存在的算法偏见、技术性算法偏见以及突发性算法偏见”[5]，其中“先行存在的算法偏见”是指人的价值观念会影响算法的走向甚至运算结果，即个体或群体通过将自身价值观念注入既有的规则之中，使社会规则丧失客观公正性。实际上，“算法偏见本质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投射”[6]。例如，网购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造成价格歧视；某网站智能算法系统对男性求职者有着明显的偏好，对女性求职者则设置各项隐形门槛，造成性别歧视；国外某网站向白人推送高薪工作广告的频次明显高于亚裔或其他人种，造成种族歧视……算法偏见会导致人类对自己的怀疑与否定远超于对算法技术的质疑，进而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第二，权力失衡和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加剧。“人工智能会拉大社会资源分配的差距，那些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精英会成为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最终受益者。”[7]“那些在网络政治表达中更具‘权威’的媒体机构或博主会获得更多曝光、信赖以及话语权重，以致出现‘赢家通吃’的网络聚集效应。”[8]换言之，作为技术优势群体的社会精英、互联网巨头仍是民主政治领域的主导者，他们利用技术霸占大量政治资源，悄无声息地拉大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距。除此之外，一部分人受年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智能时代脱节。据外媒统计，“美国在2019年有近40%的65岁以上老年人使用的是非智能手机，同时有27%的人群从来没有使用过高速互联网”[9]。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城镇网民规模为7.59亿。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44亿，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37.4%。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是不懂电脑/网络、文化程度限制、年龄因素、设备不足，占比分别为58.2%、26.7%、23.8%和13.6%”[10]。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嵌入民主政治领域后非但没有改变这类人群的处境，反而加剧了他们在获取信息、表达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