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电影研究界同仁致力于“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一时群雄并起，众声喧哗，学界风起云涌，可谓风光无两。我们的学术兴趣恰好涉及电影研究领域，与同行也一直多有交流。是次“中国电影学派”构建，其意义重大，我们理应不该置之度外；但不知何故，至今却鲜有与同仁切磋的机会。故在此希望从自身“既外且内”的视角，提出一些看法，供诸位方家思考与批评。 一、作为史前史的中国电影“主体性”之辩 中国电影学派在具体内容、学科性质、理论资源、构建途径等议题上，众家学说纷纭，可却在“中国性”的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中国电影学派必须体现“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云云。然而，何谓“中国性”，却并非不言自明。朱晓军曾撰文质疑中国电影学派之“中国”所云为何：“‘中国’并非一个自明的概念，简单列举，就有政治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族裔中国等不同的指向。”当前各种中国电影学派最具代表性论述中的“中国”，“基本上都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如何把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广义的华语电影纳入诠释中国梦的中国电影学派构建之中，作为其必不可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待解之题”(《国家意志与学术自觉的同归与殊途——对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热的冷思考》52)。 对此，本文深感认同，以为对“中国性”的追问，可以揭示中国电影学派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盲点。这一追问并非肇始于近日，而是可以追溯到中国电影学派构建之前，从而从谱系学意义上构成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史前史”。而这一史前史，本文作者有幸亲历，且或有推动之功。 2014-2015年前后，大陆电影学界曾就华语电影、跨国电影、中国电影的相关议题开展了几轮讨论，并一度形成一个学术热点，其余波延绵至今。“华语电影”和“跨国电影”的话语产生于大陆之外，却居然形成重要的理论话题，因此一些学者感到大陆学界患上了“失语症”。他们纳闷：中国电影理论的议题为何来源和定调于海外，而非中国大陆？于是，他们认为大陆学界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是跟随海外理论。 2014年12月，鲁晓鹏在北京大学就上述问题同大陆同行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是次对话围绕鲁晓鹏当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关于“华语电影”与“重写电影史”的访谈，以及之后众多学者的回应而展开。①2015年夏，华东师范大学与复旦大学安排鲁晓鹏再次同大陆学者就该议题展开一场对话和辩论。适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国际双年会，不少来沪参加会议的海外学者，也顺便莅临会场旁听和发言(吕新雨等)。正如龚浩敏所指出，这几次海内外电影研究学者连续性的交锋，一个核心焦点便是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具体而言，即“华语电影研究”范式，以及鲁晓鹏之前所提出的“跨国电影研究”范式，是否挑战了“中国电影研究”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中国性主体(4-12)。显然，大陆学者对此是有着较强的焦虑感的。 厘清这一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起源”与“正史”。在今天有关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主流论述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条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线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2015年，前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电影学院65周年校庆上提出建立中国电影学派的期望；2016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提出构建和发展中国电影学派的目标，并意图打造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这一宏大叙事以近年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目标为其合法性依据，指引人们一往直前；而隐而不见的是回溯的动机，是“时间开始”之前，大陆电影学界多有不安的足迹。还是引用朱晓军对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一个诊断——如此一路高歌，所遮蔽的是“政治层面国家意志‘阐释的焦虑’”(《国家意志与学术自觉的同归与殊途——对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热的冷思考》54)。 若剥开这一“阐释的焦虑”的内里，问题则又回到了之前辩论的起点：华语电影研究范式是否动摇了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地位，稀释了中国性？对此议题不再赘述。②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辩论逐渐展开并深入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电影学派的大纛迅速升起，号令学界，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主体性焦虑的问题——在此大纛之下，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无须质疑也不可动摇。 然而，综观中国电影学派的诸多理论建构，虽然“学派”的内涵宽广，但“主体性”的表述却明显过于狭隘。不论是李道新将郑正秋、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视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派底蕴”和“学派标识”，③还是饶曙光认定钟惦棐的电影理论为中国电影学派的核心，④抑或万传法将中国电影学派的精神落实于早期上海电影传统，⑤他们所依据的，都是狭义的中国大陆的电影传统与发展脉络。更遑论贾磊磊所说的“国家品牌”“国家战略”，⑥周星所讲的“国家标识”，⑦抑或陈犀和提出的“国家理论”，⑧它们均是以强势的“国家”名义来张举中国电影学派；而这里的“国家”，显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明确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核心政治认同，在复旦大学的那次辩论中，吕新雨已清晰讲明；⑨之后，众多学者在各自论述中，不断地将其强化整合至中国电影学派构建之中。 问题是，当这一坚实的政治文化主体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确立时，学者们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华语电影及学术研究。且不说这一态度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在学术上，它让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港澳台及海外华语电影及学界情何以堪？试问——且借用上述“国家战略”的逻辑——构建中国电影学派是为了形成向心的合力，还是为了付出离心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