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经由梅洛—庞蒂而自创的“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概念唤醒和凸显了作为军事领域组织科学的后勤学的重要性，并阐发出历史性的理论内涵，我国学者已对此有过一定的分析①。而以这一后勤学为基础所实现的“物流艺术”批评的理论脉络仍少有研究触及，一方面，维利里奥技术美学中的某种“军事决定论”使其在理论上存在时空与批判力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局限使其无法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成为现实主义美学的继承者，而后者则是詹姆逊“认知图绘”概念的价值所在，它也是在艺术批评意义上从“后勤学”通达“物流学”的基础。 从“后勤学”到“物流学” “后勤”尽管并非维利里奥思想的本质或重心，但作为一种理解维利里奥理论的“元理论”装置却又可以将其话语建构的诸多方面统一起来。由此，从不同的理论线索来逼近维利里奥的“后勤学”是较为便捷的路径，几个代表性的关键词分别是，军事、空间、速度、视觉。 首先是军事。当维利里奥将大众传播领域的视觉文化发展视为一种文化研究意义上的“闪电战”，他对速度的理解实际上取决于其作为二战亲历者的“创伤记忆”②。从拉康的意义上讲，这是世界历史的“真实时刻”对他这样一个“战争婴儿”埋下的无意识③。正是无意识的浩瀚决定了其思想中军事内涵的深刻，与波兰尼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倒置不同，维利里奥把军事看成当今生活的根本真相，“根据他的中心论点，整个社会的军事化，尤其是媒体的军事化，产生了一种传播的加速，要求我们适应迅速缩小的技术时间尺度”④。“知觉后勤学”则是他对二战后战争整体趋势的一般性把握，在由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对“接触战”的超越与抽象中，战争形态朝着“纯粹战争”(pure war)的方向发展。《战争与电影》阐发的第一个具象化的知觉正是武器⑤，“视觉机器”也被视作“武器”的拟像⑥，进而提出“战争即电影，电影即战争”⑦。 军事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维利里奥引用拉采尔指出“战争就是把自己的边界扩大到对方的领土上”⑧，又借拿破仑之口强调“战争能力就是运动能力”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后勤学视为军事领域的空间组织学，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空间”的切入点。理论史上的“空间转向”意味着20世纪某一时期(之后)的艺术理论将空间视为新的本体论基础，相对于此，维利里奥认识的特异性在于时空综合性。如上所述，军事涉及空间变化，比如苏伊士运河的贯通是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为西方军事向东方进行“战争输送”开辟了新道路，因此，它又是“全球战略推演网格中的一个重要的加速点”⑩，时空变化的度量指向速度，速度的变化涉及加速度，后者则关联起权力。 速度可以被视为切入维利里奥“后勤学”的第三个角度，也被我们通常视为维利里奥后人类美学的核心。“全地形装甲车”的诞生鼓舞军心，速度体现于空间阻隔的消失。一方面速度克服了空间，“全地形”实际上意味着“无地形”；另一方面，空间支撑了速度，空间的开放与扩展是速度存在的意义。何时涉及时间呢？当“空间不足时，消耗战蔓延到时间之中。持续的时间意味着存活期”(11)。当维利里奥试图提高速度的本体论地位时，他宣称“除了财富的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有速度的政治经济学”(12)，但即便维利里奥提到了政治经济学，他也无意做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批判，他对速度的讨论与生产方面的连接是表象上的，仍是军事为速度提供了理解力，“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今天，速度就是战争，是最终的战争”(13)。 在绝对的速度(光速)(14)面前，位置与位置的变化都不再关乎宏旨，“一场根本的颠倒”发生在物理位移与传输的观念之间，(15)而光速所实现的即时传输革命造成了一种“普遍化了的到达”，在这种状况中，“一切到达的事物并不需要出发”(16)，世界空间也就成了一个“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17)。交通工具的使用是外部空间的打开，又是主体空间的延展，维利里奥将“技术载具”(technical vehicle)与“外科假肢”(surgical prosthesis)的比拟是其思想被理解为一种后人类理论的重要标志(18)，正是技术的发展使得速度在光的即时性面前得以释放全部理论潜能，“视觉机器”将战争、空间、速度连接起来，后勤学也迎来其最终的意义——后人类的意义。 维利里奥对“后勤学”的阐发实际上是倒叙发展的，其想象性的最终形态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因此其“一般后勤学”论述实质上都根基于“知觉后勤学”，在大部分时候，知觉是其后勤学得以生成乃至运行的源动力，这一知觉的现实形式是无主体的视觉。对于维利里奥而言，现时代的战争就是“图像的战争”(a war of images)，“没有图像就无法想象战争”(19)这一观点的提出与某种技术决定论的历史主义有关，“十九世纪末以来，交通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观念”(20)，而当这种交通的变化由“电传视讯”所承载，物理距离的时空感将被彻底取代。“视觉机器”简言之，是使“不用目光就能获得一种视觉的可能”变为现实(21)，这是其“视觉”的部分，而它作为一种“替代我们进行观看和预见”的工具(22)，则是其“机器”的部分。这时，“视觉机器”作为一种“外科手段”一跃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武器，从望远镜“将一个我们视力所不能及的世界的图像投射过来”开始，及至当下，我们能在新技术中理解这种视觉假肢的不断跃迁，而自始至终“知觉的后勤学开启了一种我们的目光所不熟悉的移情，创造出一种远和近的相互混淆”(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