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3)03-0138-10 DOI：10.15983/j.cnki.sxss.2023.071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的增长，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构成形态。社会财富的积累，让中国国民生活状况和思想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是在情理之中，合乎经济发展水平和艺术生产水平的基本规律。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和电影银幕如何塑造更加符合经济发达时代的人物形象、讲好当代故事，无疑成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面临并解决的重要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回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电影对当时的市民生活所做的银幕呈现，可以发现战后电影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观念依然显示着强劲的生命力。 在对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电影所进行的研究中，学界常常使用昆仑电影公司和文华电影公司或者社会派电影人和人文派电影人这种方法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创作群体，认为这两个派别既彰显了不同艺术家的个体风格，又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意涵。①这种研究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明晰的历史图景，电影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早期中国电影银幕上人们的生活状况。学者汪朝光所做的民国电影史研究、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以及他的其他著述中对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近些年不少学人所做的20世纪前半叶上海居民生活史研究，都为这一历史与电影交互影响的图景增加了更多有益的信息。然而，具体到作为艺术创造的电影这一特定的命题，一个导演及其创作是否乐于将他所处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在银幕上予以呈现，导演以及其他主创人员又会以怎样的态度和手段将这些生活状态呈现出来，对于有着艺术家身份自觉的人来说，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观念的问题。在对战后中国电影人进行社会派、人文派区分的前提下，我们添加对于影片中的“经济因素”的审视，看看到底是哪些与经济因素相关的艺术表现手段，决定了这两种艺术派别间的区分。本文主要依据沈浮《万家灯火》和桑弧“哀乐中年”三部曲来探讨以上提出的问题。 一、经济因素是“社会派”电影戏剧冲突之动力 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往往被划归在“社会派”电影中，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涉及到了战后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状况。在这些作品中，这个群体往往被塑造成难堪生活重负的形象。从1947年盛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1948年出品的《万家灯火》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城市小知识分子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庸，或者是跻身剥削阶级的群体中，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周家荣；而另一些则陷入窘境，难以脱身，如《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 沈浮作为社会派的电影人，在作品中追求社会使命，探索人生意义：“我们之所以写胡智清，简而言之，是因为目前社会上胡智清这样的人太多。我们之所以在《万家灯火》里来否定他，也只是想在他们走错了的路上，牵一牵他们的衣角，指给他们一个方向而已。因为我们觉得今天的胡智清群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他们也是种力量。”[1]390 像沈浮这样的创作立场，在同为社会派导演作品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当中都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强烈的体现。沈浮将胡智清设置为“值得同情”的“一种力量”，目的是在证明，在城市小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他们的悲剧命运，是由于钱剑如这样的资本家的压榨导致的；而曾经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当中的人物张忠良，则在战后退步成为压榨他人的人。 这些影片所呈现的城市居民中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充满着动荡时代的戏剧性和令人哀叹的悲剧性。这些人物的生活尚未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前的样态：张忠良作为工厂夜校的教师，在上海有住房，其收入除了应对日常开支，还可以赡养老人、娶妻生子；《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可以租住带院子的花园洋房中的一层，家中有一个佣人，孩子可以喝牛奶，在休息日可以在公园中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生活中的闲暇，面对这些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不是用数字的方式表现出来，社会派电影人的态度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状况是在正常情况下的，故事的讲述者就会选择不以数字的方式来呈现；而一旦出现“经济性”的数字，故事中的人物之间就会因经济状况而发生“戏剧性”的冲突。比如，《万家灯火》中在胡智清的母亲和弟弟没有带着一大家子人来投奔之前，台词中从来没有出现与金钱有关的数字，但在母亲来信表明要来上海投奔胡智清之后，又兰就说：“每天吃这点素菜，还不算煤、不算米、不算房钱，就得十来万。”而在母亲及弟弟等5口人到来之后，又兰说：“每天带十几万块钱上小菜场都买不着什么东西。”这两句台词在加强着又兰和婆婆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因经济问题而引发的情感“冲突”。又比如，胡智清向钱剑如借钱，他原本要借一千万，后来只借到三百万，台词讲道：“这够干什么用的?”确切的“经济学”的数字，强化了胡智清和钱剑如之间的矛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派电影中，生活中或者没有数字化的“经济学”；或者是一旦有了数字化的“经济学”，那多半是为戏剧冲突服务的。 二、“经济生活”是“人文派”电影情节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