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于2020年8月去世，留下近30部著作，100多篇论文及访谈，他对后现象学及技术哲学的巨大推进令其在哲学史上占据了不朽的位置，他对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深度诊断及具体实践的治疗方案，更让其作为知行合一的行动主义者获得广泛赞誉。想要透视这位先知式哲学家头脑发热的、对历史哲学专名进行无限征用的哲学框架，①我们除了要借助一种哲学谱系学之外，或许还应该借助于可实例化的对象。就此而言，电影必然是能够贯通和诠释其理论脉络的媒介：电影既是斯蒂格勒最早从事学习的专业，②也是其在药理学实验中重点探讨的案例。正是在对电影的思辨/诊疗当中，斯蒂格勒发展出他独特的广义电影理论(general cinema theory)。 然而广义的电影理论并不等同于斯蒂格勒创建了一套电影理论，如果仅仅将视野置于斯蒂格勒论电影的内容，即《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以及个别的文章，只会将其理念狭义化、局部化。因此，广义的电影理论，必然意味着将电影作为实验样本，在斯蒂格勒哲学的通体框架之下进行实验和复盘，即经由电影的实例化来接轨其整体哲学。③通观斯蒂格勒的哲学生涯，他的思想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3年《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版到20世纪末，确立了以技术哲学为主导的研究方向，奠基了其广义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的基础思想；第二阶段是从世纪初的“9·11”事件和法国大选到2013年，斯蒂格勒逐渐确立了其哲学中的行动主义，进入更直接的政治经济学和药理学(pharmacology)阶段，发展出药和无产阶级化这些学术关键词；第三阶段是2014年开始到其去世为止，这一时段斯蒂格勒更多转向熵学(entropology)和人类世的生态学思考(此时段的关键词为人类世、负熵、包扎、分叉)，并将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y)和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y)作为继续推进的主题。 这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器官学、经济学和生态学三个阶段，前提是在各自专名前面加上“广义”二字，这里的广义可以溯源到乔治·巴塔耶的“广义经济学”。④而对于电影来说，我们也必须在器官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三阶段视野中将其视为某种广义的综合体，以反思电影理论的广义化和药理学化，进而能够走向一种未来负熵的电影。 梦的技术与电影的元器官学 “技术趋势以技术客体(technical object)的形式投射出去，这些技术客体的整体便构成了一层‘膜’(membrane)或‘薄膜’(film)。通过这层膜，族群就可以把握其外在环境，并通过技术客体来同化它”。⑤在这番极富隐喻性的表述中，斯蒂格勒以“膜”的形象回应了海德格尔的“集置”——这层膜是由惰性的人工物组织起来的，是无机物的有机化，目前已全然改变了人类的栖居环境。同时，这层膜也是“电影/胶片”，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在生成屏幕(becoming-screen)，一切事物都成为可供投射的支撑基底(subjectile)，⑥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无非就是该机制造就的“电影—地理环境”。 围绕membrane和film之间的表述差异，无疑就是普通技术客体和影像客体间的差异。前者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燧石、木棒、骨器，它们发挥了假体(prosthesis)的功能，充当了人体的延伸；后者通常被归入摄影、电影这些现代媒介，且首先作为一种记忆或资料存储。斯蒂格勒意欲证明的，恰恰是技术客体一开始就发挥着影像客体的典型功能：在假体延伸的功能外，工具亦相当于一个知识或记忆的模板，它以物性中介的方式记录了制造行为得以再次发生的技能和路径，这就是“后种系生成记忆”。⑦技术客体正是在这一层面成为一种“器官”，它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器官，而是人工器官、非有机器官，即人的体外器官或器官学意义上的器官。⑧在广义的维度上，斯蒂格勒又将器官分为三类：心理器官、人工器官以及社会器官，⑨器官学的问题由此成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三种器官之间相互规定、相互安排，这必然会产生彼此间的不适配乃至相互破坏性。器官的这种特征意味着它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药”(pharmaka)，器官既是药性的，也是毒性的。 在澄清器官学机制的道路上，斯蒂格勒对哲学史进行了回溯观察，这一回溯包含三个回撤步：第一步从德里达退回到胡塞尔，在此他发现了时间客体和第三持留；第二步是从胡塞尔退回到海德格尔，在此发现了人的技术性“本有”(ereignis)；第三步则从海德格尔退回到康德，在此发现了图型法的技术性先在。也正是在这第三步，即专门探讨电影的《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斯蒂格勒发现了电影这一器官之于其他技术器官的不同，即作为一种天然的记忆技术(mnemotechnics)，通过梦、电影和大脑之间的相互转导，它可以拓展人的外化潜能。对记忆技术的理解可追溯到柏拉图的《斐德罗篇》，苏格拉底主张灵魂就是不断地回忆，但回忆必然需要外在的记忆工具和记忆技术，也就是第三持留。灵魂回忆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吉尔伯特·西蒙东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当对话式的跨个体化产生一个长回路，或者说追寻或追随一个长回路时，它就导致柏拉图所谓的“长回忆”(anamn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