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大学的《死亡哲学》公开课上，谢利·卡根教授引用叔本华对死亡的阐述：“由于对死亡的认识所带来的反省，致使人类获得形而上学的见解，并由此得到一种慰藉。所有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即为针对这种目的出发，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①这段话基本上也表达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对于死亡问题的主要观察视角与思考方向，即人们认识死亡并获得情感升华。这个观点形成了后来文学艺术领域中不断对死亡问题进行各类讨论的内在心理逻辑，从拉奥孔(雕塑)、马拉(绘画)、共和国士兵(摄影)到阿Q(小说)、托斯卡(歌剧)等，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对死亡这个人类终极问题展开跨越时代的持续讨论。 相比之下，作为眼下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流行文化样式，商业电影更容易将其转化为一种影像消费符号，乃至一种奇观视觉经验惯例，无论是在“子弹时间”中还是被描述为“暴力美学”。虽然从整体来看，中外电影都对“死亡及其视觉呈现、内容呈现”有着严格规定，但人们对“爱与死”“暴力与欲望”等元素仍然有着刻入骨髓的好奇与期待。除了视觉体验，正如索布切克注意到：“我们文化中的死亡事件对视线和具有挑战性的视觉呈现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②这个道德问题所引发的伦理思考不仅是纪录片研究所要持续探讨的，也是电影研究在媒介融合时代所要关注的新方向，比如“影游融合”③(电影与游戏融合)类电影的研究就需要同时处理游戏与电影对于死亡问题的融合表达与呈现。 从全球的电视共同媒体领域进入到私人的娱乐工具领域，荧屏上的枪杀、尸体和主角的伤痕累累等，生命价值伦理的彻底降解使得人们从一开始就关注视频游戏的道德缺失，至今仍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批判。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大象》，主人公沉迷于游戏中的射击行为，与其在现实校园中击杀同学的麻木不仁形成某种关联性，仿佛是游戏导致主人公的道德崩塌。尽管在许多现实临床案例中，如精神官能症、自闭症等病患的治疗方案中都出现了游戏要素，但人们仍然关注视频游戏的过分暴力化和虚拟现实感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比如由于玩家操作所生成的游戏叙事伦理问题——通过化身角色在逼真的画面中进行暴力体验，以及死亡作为视觉代码是如何削弱人们的真实道德感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游戏要素融入电影创作时，影游融合类电影是如何描述死亡的，死亡是如何影响电影中的人物塑造与叙事表达?对死亡的呈现会如何影响观看这类电影的观众?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电影的一般死亡呈现及其讨论出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影游融合类电影是如何呈现死亡，进而围绕这种特殊的死亡视觉经验来探讨虚拟死亡问题的伦理指向。 一、西方电影史中死亡呈现及其学术研究路径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电影类型是理解死亡问题的必经之路，尤其是类型电影的神话景观建构功能，能够让人们通过每个类型及其文化世界观，形成对于死亡这种终极问题的多元价值体系理解，以及强化内在对于死亡与暴力的现实看法。 (一)类型电影与死亡视觉呈现 回溯西方电影史，死亡叙事及其视觉呈现一直在其类型电影的发展脉络中若隐若现，但无论是死亡的技术呈现，还是将死亡视为情节元素，如何提供一种文化认可的框架帮助观众理解死亡那种不可避免但又超越性的体验，这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不同电影类型对死亡的呈现各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并且具备神话功能的案例，可以通过恐怖片、战争片和西部片来具体考察。恐怖片既呈现死亡瞬间与死亡前的痛苦，也呈现死亡后的存在形式，强化死亡本身的超越理念，即死亡是什么；战争片侧重围绕一些人为了维护社会价值而做出的牺牲展开，回答了“谁”会死，为了“什么”而死的实践理性问题；西部片为了建构美国神话，将暴力视为维护文明的必要形式，将暴力视为秩序法则，展现出人与死亡之间的原始自然关系。 从恐怖题材诞生伊始，死亡就是这类影片的关键要素。经典恐怖电影中的死亡呈现④往往以一种受害者毫无准备的方式迅速到来，表现出死亡那种最为原始和直接的超越性力量，但死亡瞬间的细节与面貌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恐怖片更侧重于展现死亡，差异化的受害者死亡细节被无限放大，多元化痴迷于对受害者进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迫害。电影史的这种死亡影像升级让人们持续思考着身体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恐怖电影告诉我们，死亡的‘什么’是精神蜡烛的突然熄灭，而后现代恐怖电影告诉我们，死亡是身体的长期毁灭。”⑤换言之，现代恐怖电影和后现代恐怖电影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讲述”死亡，后者则倾向于“展现”死亡。 与恐怖片的死亡升级不同，战争电影的死亡呈现往往对应着一种具体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无论是集体牺牲还是个体牺牲，都服务于法西斯战争的必然历史胜利观，或者认同国家价值理念的历史建构。具体在电影作品中，承载价值观的重要任务主要落在三种对象上：历史英雄、战斗排、个体与战斗排。第一种代表是战争史诗与个人传记片的结合，如《斯巴达克斯》《特洛伊战争》等影片强调西方主流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其英雄命运归属。第二种代表是“二战”以来西方电影中出现的一种“战斗排美学”，⑥即通过士兵群的集体死亡，一方面凸显战争的残酷性，一方面让观众对片中士兵所要守护家园的价值产生认同与共鸣，以此让“牺牲”替代“死亡”，建构出死亡对道德秩序的积极意义。第三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体与战斗排相结合，如《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等，这些影片以战斗排群像出现，但更注重个体死亡的意义与价值，试图呈现新历史主义理念下的个体微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私人化视角的死亡瞬间除了服务于反战理念外，还以一种更隐晦的价值模式转化人们对战争价值的理解，正如《拯救大兵瑞恩》用全队牺牲换取个体生命存活的那一句“Earn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