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红利转变期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创造质量型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根基在于技能型人力资本。那么，如何理解质量型人口红利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关系?如何理解人口转型进程中我国技能人才创造人口红利的职业教育变革本质?在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生成的背景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如何持续推进改革?通过解析我国人口转型“拐点”对职业教育所蕴藏的潜在影响，本文力求从人口老龄化时代背景下透析我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向度和策略。

       从人口红利到技能红利：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量型人口红利开始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过渡。与之相适应，构建支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速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导向，使人口红利持续转化为技能红利。

       当前，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式微，质量型人口红利显露。首先，我国人口数量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学界通常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总抚养比以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作为人口红利的分析指标。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红利三项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总抚养比在2010年出现拐点，且前者持续下降、后者不断攀升；同时，人口老龄化呈持续加剧态势。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人口总量于202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构成了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式微的两个重要转折点。有研究指出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在2015年达到峰值，然后不断下降，到2035年基本结束。其次，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一是健康水平明显改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婴儿死亡率不断降低，人口的身体素质基础良好。二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口的文化素质基础良好。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到了2020年的9.91年，且有13个省份达到10年以上，文盲率降至2.67％。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构成人口转变的底色。而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产生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方向也随之改变，即基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持续消失，而以人口质量为表征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发展趋势十分显著。

      

       图1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总抚养比及老年人口的变化趋势

       注：2000-202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核心是技能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人口技能水平并促使技术持续革新的结果。当前，我国新技术持续迭代，以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为特征的制造业转型正在进行。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技术进步也存在明显的技能偏好，对适应性强的高技能劳动力产生迫切需求，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人才。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技能红利受到高度关注，并逐渐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我国新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国家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持续实现从“人口红利”向“技能红利”的跃升，以此推动质量型人口红利不断生成。

       技能红利生成依赖技能型人力资本供需匹配。人口红利转变期，经济的长期增长依赖技能红利，并要求技能型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实现较好的匹配。近年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人力资本的成效尽管在不同行业间还存在差异，但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在互联网和工作专业方面提升显著。然而，技能型人力资本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却逐渐下降，流动人口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形成剧烈反差。大量工作年龄人口无法从事生产，而生产部门的关键领域劳动力却时有短缺。就业难与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之所以并存，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供应失衡，因此，优化人才结构，提高职业和应用导向型人才比重，彻底解决高技能人才相对缺失问题迫在眉睫。

       从教育红利到职业教育红利：技能红利生成的保障

       人口红利本质上是教育红利。教育红利是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生成本质深入探究的结果。目前，教育红利并无统一且公认的定义。但各项研究均表明教育的溢出效应明显，可以使受教育者提高对健康的认知和投资，从而增加个体人力资本；可以降低生育率、提高人口下一代养育质量；也可以通过培养各类人才而促进经济发展等。之所以能够产生上述效应，是因为绝对教育水平促进技术发展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沃尔夫冈·鲁茨明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就是一种教育红利，而且教育红利可以有效地抵消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各国都高度关注教育红利，并探索由此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相应政策。学术界也对不同的教育类型所产生的教育红利进行研究，力求更加精准地评价各级各类教育在新的人口红利生成进程中的作用和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