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3.04.013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时代，以算法、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2022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构建新型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同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都指引着基层社会由经验性的传统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的智慧治理模式转型。 关于数字技术赋能效应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场景进行了讨论，其议题主要包括“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智慧社区”等。例如，有学者认为通过数字赋能能够提升科层体系的常规化治理能力，提高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王亚华等认为，数字技术的蓬勃兴起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新形态，为改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金筱霖等提出，数字技术赋能能够在多方面提升社区治理韧性，从而更好地应对重大风险问题[3]。虽然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释放出很大的能量，但其与治理过程的耦合互嵌是一体两面的。数字技术具有赋能与负能的两面性，技术的仁慈面孔有助于塑造新的公共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仁慈背后的阴暗面孔则会招致社会风险与危机[4]。因此，有学者意识到数字技术不仅能产生数字赋能，也有可能带来数字负担，还可能招致数字鸿沟和数据垄断等风险[5]。但总体而言，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数字技术赋能的正面效应，相对忽视了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因此，透过基层社会治理的表象，找到数字技术未能产生应有的效能，反而与理想目标之间产生冲突和张力的深层次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在厘清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运作逻辑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数字技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作用，探寻这一过程产生的多元目标冲突与价值悖论并对其进行适应性调适，以期为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做出补充。 二、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 “数字技术”是指数字时代技术治理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学界对于“数字技术”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它是数据运用催生的产物，表现为由以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构成的技术体系。“赋能”最初源于心理学概念，指的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如言行、环境或态度等，激励他人积蓄“正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自身的能力[6]。之后，这一概念被引用到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牛津大辞典》显示，“赋能(Empower)”的含义有两个：一是给某人做某事的权力或方法，使……成为可能；二是使(某种设备或系统)运作成功，激发。刘俊祥等学者认为，赋能应是趋利避害、减少甚至避免负能量，激发和传播正能量的活动[7]。郁建兴等人认为，赋能是赋予能力、能量，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既定目标实现成为可能[8]。周济南认为，赋能是对组织和个人提供某种能量，以增强组织和个人对所追求目标的能力[9]。学者们虽对于“赋能”的具体见解不同，但比较一致地认为赋能应当是能带来进步意义的词语。因此，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应当是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入基层社会并与治理耦合互嵌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组织重塑、结构调整和流程优化等多种变化，展现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替代效应，即所谓的赋能效应。当然，技术赋能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各种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事实上，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代表着一种整体性的治理方式和理性化的运行逻辑。 (一)工具主义逻辑 工具主义在基层社会治理场景的集中表现是整体主义和效率导向。数字技术的优越性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与既有制度产生化学反应，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实质性跨越。“重新整合”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重要特征，技术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由部分走向整体，由破碎走向整合的关键手段[10]。这意味着数字技术赋能可以突破传统科层制条块分割和碎片化等多重限制，构建更开放、协作的治理体系。数字技术推动科层体系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纵向上，数字技术推动着公共部门重塑工作流程，简化层级结构，转变层层递进的信息传递方式和任务考核模式，实现数字化、高效化的办公；横向上，数字技术试图打破数字壁垒，创建跨部门的横向协作机制，将不同部门、层级的资源和信息整合到统一的平台，改变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信息烟囱的现状，提高公共管理的整体性。 效率中心、技术至上、价值中立是数字技术赋能的核心内容[11]。数字技术为基层政府带来了先进而富有效率的治理工具。一方面，政府通过建立网上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网上办事通道。一部手机可以完成上百种事件，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公众无须排队缴纳生活费用，只需网上操作便可实现业务办理。大数据治理、12345市长热线等都是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形式，“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成为当前政务服务转型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管理效率和精准度得到提升。基层政府将大数据搜集的数据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利用算法技术分析备选方案，基层社会治理将更加科学和精准。 (二)化约主义逻辑 化约主义的逻辑是利用技术工具将复杂的、庞大的、模糊的社会问题进行简化、裁剪、细分，将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和技术问题，将各种复杂的社会治理事项都转化为清晰可见的量化指标，从而依托科学化的管理手段和科层组织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12]。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事本主义反映了这一行动逻辑。基层政府作为科层体系的末端，时常面临“小马拉大车”的现实状况，为了最终实现国家意志，基层科层体系不得不将基层社会治理中问题进行大事化小和化繁为简的约分。一方面，基层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深描社会治理情景，它将社会中的人和物转化为数字和符号，从而将复杂的关系图谱描绘成清晰的社会画卷，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就是从基层政府到街道(乡镇)再到社区(乡村)最后到公众个人之间的网络化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项目制成为基层政府最常见的工作方式。为了应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状况，基层政府将整体性问题化解为一项项特定的事务，并通过数字化的考核方式实现对基层公务人员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