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表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环节。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社会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新的“赶考”征程中，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既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牵引，也型构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过程的一个宏观约束框架，还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总体检验；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时刻不容忽视和轻视的“国之大者”。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成为富国裕民的强大支撑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向科技创新要答案成为新征程上我们“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一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①。人工智能是引领和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重要驱动力量，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战略资源”②，也必将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答案。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加快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时期上相互交叠的情势迫切需要我们向人工智能要答案，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插上强大的科技引擎。演化经济学是不同于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另类“教规”经济学，强调时间、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尤为关注技术、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其范式的核心为创新竞争、资源创造和生产，与主流经济学突出价格竞争、资源配置和交换形成鲜明的范式对比。当前，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巨浪”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演化经济学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安全发展上具有独特理论优势。演化发展经济学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以埃里克·赖纳特、张夏准、卡萝塔·佩蕾丝等为代表人物，旨在探索穷国向富国的转变，注重高质量经济活动选择、技术进步方式甄别、产业及国际贸易政策调适等的研究，开启了发展经济学的新范式，可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下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本文运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其机理如何；其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方面的现实挑战有哪些；其三，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要采取哪些举措，有哪些路径选择。 二、演化发展经济学视域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机理 (一)共同富裕实现的两大关键：做大(做优)蛋糕与分好蛋糕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具有丰富内涵，既不是两极分化，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全面共富、全民共富、逐步共富的统一。同时，共同富裕的实现也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的影响因素繁杂，领域上横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时间上纵贯历史、现实和未来多个节点，空间上关联国内与国际、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等若干层次；需要协调处理的矛盾关系众多，包括共同与富裕的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等等，由此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态势。总体上看，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有二：一是做大(做优)蛋糕，就是通过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最大限度地做大(做优)蛋糕，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分好蛋糕，就是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把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统筹协调起来，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使得改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惠及全体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③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就分配论分配是不行的，“既要解决发展问题，也要解决共享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生产，都必须到生产中才能找到根本解决办法”④。高质量经济活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新的征程上，共同富裕实现的首要问题在于通过大量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既增加国民财富总量、使得我国尽快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又在初次分配领域能够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巨拉大乃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对此问题就进行了深入探索。 (二)演化发展经济学关于富国裕民的理论筹划 1.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富国裕民的基础 经济活动既有量之差别，更有质之区分。与主流经济学普遍忽视经济活动的“质”不同，演化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把经活动的“质”作为核心议题。演化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具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specificity)，经济活动之间在“质”上有高低之异，高质量经济活动才构成经济发展的载体，没有高质量经济活动，就没有经济发展。按照赖纳特等人对经济史的梳理，这种高质量活动几乎是所有国家走向富裕的经济活动的共有特征。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也被称为“熊彼特式”经济活动，可从生产率空间、分工深度、净创造效应和渗透效应等四个层面进行考量。生产率空间大小受投资、研发力度、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等因素的制约。分工深度反映了经济活动中新部门的产生数量多少，新部门产生越多，分工深度越深。静创造效应体现的是科技制度创新的创造性效应超过破坏性效应的程度。渗透效应体现的是高质量所涵盖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具有广泛的技术外溢效应。“生产率空间、分工深度、净创造效应和渗透效应的大小和强弱，共同定义了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进而决定了它是否具有足够的拉动力量，带动一个经济体持续地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利润的协同增长与良性循环”。⑤低质量经济活动，也被称为“马尔萨斯式”经济活动，则恰恰相反，它以静态比较优势和完全竞争为主导，技术进步、研发和学习空间小，从而缺乏知识和规模经济潜力。不同“质”的经济活动，带来天差地别的经济社会后果，这既是造成一国贫富差异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国家兴衰的分野所在。穷国之所以穷，富国之所以富，原因就在于前者更多从事“马尔萨斯式”经济活动，而后者则主要从事“熊彼特式”经济活动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