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余年的世界电影史中，影像叙事成为彰显与重构伦理秩序的路径之一。通过主体表达与观念复现，不同代际的伦理思想以平等的姿态，聚焦于不同叙事策略统摄之下的影视改编，以视觉符号提供凝视和诠释现实世界或历史回溯的逻辑理路。这当中，既有对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下传统伦理的反思与质疑，诸如《小城之春》《呼啸山庄》等；也有对不同语境下伦理演进的凝视，诸如《亲爱的》《第八日的蝉》等；还有对历史事件的间接指涉，如《金陵十三钗》《西线无战事》等。正如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所言：“电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①影像叙事无疑为窥测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与现实秩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本。而在文学影视改编的漫长实践历程中，视觉审美与影像伦理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特性，且隐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复杂关联。对此现象的研究附着于伦理思想在传统艺术作品中的建构模式和整体观念之上，同时逐渐衍生出了电影伦理学、影像伦理等一系列学术流派和学术视点。有意味的是，审视中国最近二十余年来的网络文学改编，其伦理建构既有文学影视改编的整体性，又有独特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与当下的伦理情境构成了交相辉映的内在联结，值得进一步探究。 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无疑带来了更为多元的叙事范式，从2000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至今，已经有五十余部网络文学被改编为电影，更有大量网络文学被改编为电视剧、微电影等。总体上看，网络文学改编关注的题材重心在都市、情感、玄幻、悬疑等类型，这其实也印证了当下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存在着三种倾向：一种是脱离实际的架空现实主义，一种是聚焦阴暗地带的过度批判现实主义，还有一种则是传递正能量的温暖现实主义。胡智锋也曾论及这一点。②这当中，伦理观念在不同特质的网络文学改编中的表征，既有深入本源的区分度，也有可会通之处，其间传统与现代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向内和向外不断延展，形成了当下中国张弛有度的伦理体验并彰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多重话语视域下的当代转向 从传统文学到网络文学，从创作再到影视，伦理思想的内涵在改编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阐释，不断展现新的精神景观，拓展伦理本体的外延与内涵。尤其伴随着网络文学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演进，其中所蕴含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伦理解释，更是通过文学本体的转型与影像改编所释放的叙事智慧和审美想象力，打通了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伦理精神创建，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具体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是伦理思想的传承与嬗变。古典题材的改编大量介入传统伦理的场域，如《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而现实题材的改编则彰显了伦理观的演进进程，如《少年的你》《失恋三十三天》等。观照不同类别改编作品的伦理秩序，需要了解影像伦理的生发路径。中国艺术伦理学的建构，可以溯源到《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孔子对《诗经》的论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等古典文论，其后近代中国在经历侵略/反侵略过程中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重塑以及对西方伦理的吸纳、借鉴，再到建党建国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伦理道德观的形成和演进，这一历程的本质关涉两个转化：一是传统伦理当代化，二是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这一转化、吸纳、浸润的行动，清晰地在文艺作品中得以映现。从基本内涵、历史演进和本质特征等维度进行审视，文学改编中的伦理思想与其他文艺创作具有同源性和整体性，但萌发于新媒介的网络文学改编，则在经济社会面临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彰显了对新兴伦理的向往和在新旧论争中系统性的探索。首先，核心观念的解构与建构。家国情怀可谓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基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家国情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起点。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家国情怀以忠孝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建了社会主体关系，以之延伸出来的三纲五常则被奉为遵循之律。在长期的实践中，这一理念不断升华凝练嬗变，其精髓部分得以传承和发扬、创新，落脚于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最终形成了三个维度的阐释：一是爱国强国情怀对个人精神品质的涵养；二是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寻对社会精神动力的涵养；三是为民情怀对民族团结奋进精神力量的涵养。其次，评价体系的解构与建构。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唯一的社会标准，其中既有值得推崇的处世准则，但也有僵化固化的部分，这一传统规范中优良的因素已经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单一的评价体系衍生出多元共生的发展路径。这当中涵纳两个层面的要素：一是民族理想的凝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民族共同的中国梦，也是伦理评价的本质标准。二是个性生存的尊重。以人民中心的理念包含着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发展等要义，人文关怀空前彰显，在人民整体发展观的背景下，实现包罗万象的个体发展。这两个层面在事实上形成一个循环兼容的体系，特别是后者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承载着“中国人集体的情感仪式”③。其三，表达机制的解构与建构。这主要落脚于从以文学传统为纲要的政治伦理学到以经济文化为基础的人文伦理学的更迭。文学与伦理的亲缘关系一直潜隐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二者在早期的建构之中共同组成以诗性传统介入到意识形态话语的景观。例如《毛诗序》的“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孔子提到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韩愈直击根本的“文以载道”等理念的阐释。这些都是以一种静态的政治框架、动态的文学活动，植入到伦理机制与社会问题的相互激发之中。随着新的社会空间被打开，新的社会实体被造就，伦理学也在发展演进中被内置于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在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当代伦理学以道德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为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人们提供道德价值选择和行为评价标准”④。这一归因也让当代伦理学的价值全面回归到人文层面，体现其“最强大的实践智慧就是唤醒每个人的仁爱之心，把道德的良知与高尚的情感深深地置入人的内心世界”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