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电影的基础”，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隐而不彰的常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完全技术化的。温岑茨·赫迪格(Vinzenz Hediger)认为，安德烈·巴赞的话“可以理解为技术(technology)塑造了技巧(technique)，并以此塑造了个体电影的风格和意义。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技术包含了电影的意义”。①从这个角度出发，温岑茨·赫迪格提出了“电影作为技术”的理论命题。事实上，这也是当代技术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从海德格尔、麦克卢汉，到基特勒、斯蒂格勒，技术从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附属物，转变成了与人的进化同一的过程，也即技术从工具论和目的论转变成了本体论。因此，要理解人，必须通过技术；要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通过其最高形式艺术这一迂回道路。在这一逻辑过程中，作为近百余年来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必然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在当下，以ChatGPT、Midjourney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代表的新技术正以跃进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电影，尤其是科幻电影，本身就是讨论人与技术(核心是人工智能)关系最重要的场域。在银幕之内，科幻电影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题材的影片对人工智能展开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形成了机器人工智能、赛博格人工智能以及虚拟人工智能等三重人工智能想象图景，而这些图景之间彼此迭代的关系也映射到银幕之外的现实社会中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与生产当中，以AIGC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不断嵌入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创意剧本、影像生成与营销放映等维度，给电影艺术的生产带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冲击。由此，我们从电影对人工智能的艺术想象，来到了人工智能对电影的现实想象的历史性反转，更加凸显了“电影作为技术”的意义。 一、想象AI：作为电影的人工智能 要想将电影艺术与科学技术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集“幻想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科幻电影是一个恰当的对象。科幻电影作为一个复杂的类型系统实际上由众多的亚类型组合而成，如“空想或反空想、太空片、妖魔鬼怪、侵略片、机器人和自动机、时间旅行、灾难片以及选择世界或并存世界”。②在克里斯蒂安·黑尔曼(Christian Hellmann)所划分的八个题材当中，与人工智能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机器人和自动机”。科幻电影故事的展开通常需要以“身体”作为基本的“叙事载体”和“叙事动力”，以人工智能的“身体”作为出发点，遵循“异人—类人”演化路径的机器人工智能、人机共生形态的赛博格人工智能以及具备自我意识与平行世界构建能力的虚拟人工智能共同构建了电影艺术对于人工智能的三重想象。 (一)机器人工智能：“异人”到“类人”的演进 艺术层面的“人工智能想象”要先于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概念”而被读者和观者所知悉。经典科幻小说作家，诸如法国儒勒·凡尔纳以及英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都曾凭借科幻文学影响了后世科幻电影的创作。“技术”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在电影艺术领域，“机器人”人工智能成为电影对AI的第一重想象，机器人工智能不仅在外表和形态上呈现出一条明显的“类人化”路径，将其想象为具备人类行动能力和思维能力“机器生命”，而且通过电影对机器人的构想，也能够从中窥探出人类与社会面对AI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不同态度。 1927年，德国宇宙电影公司耗资数百万马克拍摄了一部故事背景为2000年未来城的影片《大都会》(Metropolis，1927)。影片中的机器人玛丽亚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人工智能，但可以被视为电影对于人工智能的最初想象。影片中对于机器人玛丽亚身体的制造过程恰好预示了机器人工智能的演进路径：从冰冷金属外形的机器人向肉身的玛丽亚过渡的过程。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对机器人工智能进行想象与刻画，不仅有极具科幻风格的“机械感”人工智能，还有追求“仿生型”的人工智能，甚至部分影片通过展示“从机器到人”的身体塑造过程来反思机器与人类之间的伦理关系。 “机械感”人工智能形象是科幻电影中能够给予观众最直观的科幻风格的形象。不管是《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当中与卢克等人一起太空冒险的R2-D2和C-3PO机器人，《终结者》系列电影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或是《机械公敌》(I，Robot，2004)当中具备“灵魂”的智能机器人桑尼(Sunny)，都可以归属于“机械感”人工智能。从外部特征来看，它们多由不同材质的金属部件构成一具完整的机器身体。《终结者》系列电影中专门针对人类的机器人军团就由超合金部件制成，特殊材料的身体结构能够让它们面对激烈的打斗时具备更强的战斗力。从机器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从属关系来看，这类影片中的机器人工智能大多依附于人类，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机器人所具备的功能皆来源于人类在制造它们的过程中所设定的程序。机器人作为人类劳动的工具替代品，相较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其技术背景与程序设计都决定了它们能够承担和完成更为复杂、繁琐的工作。 “仿生型”人工智能与“机械感”人工智能形象不同，它们在外形上与人类并无二致。影片大多通过在机器表面覆盖一层仿生皮肤组织，再植入人形面具从而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接近人类。2001年上映的《人工智能》(AI，2001)主角是以莫妮卡的儿子马丁为样本设计的情感机器人大卫。作为沉睡不醒的马丁的替代品，大卫的生存使命就是爱莫妮卡并为她带来希望。影片《未来战警》(Surrogates，2009)中同样将仿生机器人设定为人的“替身”：未来城市的市民可以选择购买自己的替身机器人，还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为机器人定制长相——只需要躺在操纵床上就能够操纵机器人替代自身参与社交和工作。许多市民沉溺于替身机器人无法自拔导致自身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在中国科幻电影中，早在1986年就出现了“代理机器人”的情节设定，黄建新导演的《错位》同样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科研单位局长兼高级工程师赵书信无法忍受整日会议的工作安排，于是制造替身机器人协助自己召开部分会议，但机器人渐渐产生自我意识并能够独立思考，将赵书信的工作和爱情搅成一团乱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