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这让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补好农民共富短板、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新型集体经济是适应农村生产方式、适合农业劳动结构、适宜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依与希望所在。新时代只有不断“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才能更好推进农民共同富裕。对于新型集体经济如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广东省东莞市“镇村组统筹模式”、浙江省桐乡市“抱团发展模式”、江苏省“共富百村实践模式”等从不同侧面、以不同实践提供了参考镜鉴。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W村作为样本，探究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富的实践形态、经验样态、规律情态。 一、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富的机制优势 (一)“统筹性”引领优势 1.“统”的农民共富保障优势。马克思提出“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3]，以将“散”的自然化小生产“统”成社会化大生产。毛泽东提出“经过合作社”“逐步地集体化”以克服“分散的个体生产”带给农民的穷苦。邓小平提出从分散到户的“低水平集体化”向统合经营的“高水平集体化”演进，是农村集体经济由“统”到“分”再到“统”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4]。农村改革不是为了“分”，而是为了更好地“统”，是为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经济“统”的思想，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共富提供了行动遵循，既有依靠农民勤奋劳作、互助协作、通力合作达到共同富裕的以思领航优势，又有再造乡村共同体、再聚发展资源、再塑治理新权威的以思促行优势；既有传承乡村美德、传播乡贤文化、传扬乡风文明的以思铸魂优势，又有强化资本集成、优化集约经营、实化绿色生产的以思促于优势；还有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优化、民生普惠措施落实的以思促变优势。这顺应了新时代发展农村生产力的现实要求，呼应了“五位一体”统筹农民共富的政策追求，适应了补齐农村弱项促进农民共富的使命需求。 2.“合”的团结协作力量优势。恩格斯指出“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6]，指明了“协同合作”对提升生产力、增进聚合力、凝聚共富力的重要性。过去，达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擘画的“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愿景，离不开社会主义“协同并进”优势的发挥。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的“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先富者对后富者“对口合作帮衬”机制优越性的发挥。现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更加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优势的发挥。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致富的根基，因为其具有“人人有份、人人参与、人人平等”的共有共建共享优势；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因为其具有独立法人的市场主体地位、日臻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平运维的民主决策方式、平等互助的良好合作生态、螺旋上升的利益分配机制。新型集体经济深植于“农民对美好生活与幸福”的追求之中，深耕于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追梦之中，深求于接地气、有温度、显生机“协同合作”机制的追寻之中，彰显的正是其互助合作、团结合成的力量优势。 3.“扶”的凝心同行组织优势。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组织聚力强基”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农村党组织实践工作中。在中央组织部和农业农村部的号召下，不少地方建起以“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为核心纽带的村集体组织与村集体成员资源共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运营机制，建立以“组织联建”“书记结对”“先锋共育”“致富同行”为多元形式的党建引领共富机制，建构以衡量村党组织带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成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有效发挥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强基富民优势。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组织同心扶弱”优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基于尊重农民意愿、整合闲散资源、科学流转土地，提升规模经营力、土地产出率、农民增收率；能够通过耕收统筹、防治统理、购销统管等社会化服务，消除农民融入现代农业与农村融入现代市场的壁垒，消解农村“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消减农户“小主体”与规模经营“大主体”服务的差距；能够通过建立老者慰问补贴、残者生活补助、弱者关照补救等温暖特惠制度，有效帮扶农村孤寡者、残疾者、重疾者等弱势群体防控返贫致困风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心、共富齐心、纾困同心、解难凝心的优势正是其他经济形式难以替代的天然组织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