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3)04-0130-08 DOI：10.15983/j.cnki.sxss.2023.0712 从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塑造确实属于各类人物塑造中活跃积极的一种，我们经常会热议电影中的这一类形象，叙述并探索其中的含义。塑造鲜明生动的英雄形象，立体而不是平面化地表现典型人物，是艺术创作、电影创作中的核心命题。中国电影的英雄书写丰富多样，在世界电影的版图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以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反映了百年中国电影从诞生、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再到繁荣发展的重要轨迹，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时尚、情感相融合，从而成就了不同电影人在创作中的英雄表现、英雄塑造。可以说，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英雄典型的形成，不仅各具特色，而且与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国电影本身的发展联系紧密。把“英雄”还原成普通人，强调以独特的视角、崭新的面貌把英雄的精神风貌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新动态。了解这种动态，并且阐释这种动态，是我们理解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在当今时代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作为中国叙事性艺术的重要传统，在电影领域，英雄叙事体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并且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化。从民族主体，到革命和群众主体，再到人民主体，叙事主体的变化构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过程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典型化创造的谱系。这个谱系的日益丰富，体现了时代生活与电影艺术之间多元交织的结果，也体现了英雄形象从“非同一般”到“普通英雄”的转变。如何理解并阐释这种转变，无疑是作为现实主义美学核心命题的“典型论”的内涵在我国电影生产领域中的重要发展，值得给予深切的理论关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我国文艺创作和电影书写的主流。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主潮以及要求人性解放的文艺创作，在这一时期被民族主义诉求大量取代。而当民族话语和民族主体进入电影的时候，它们和特定的时代、社会空间发生直接的联系，构成了中国电影叙事模式和精神内涵的内在变化。 九一八之后，国产电影丧失东北放映市场，多数制片机构和电影院相继遭到破坏，民族危机激发了电影人对民族命运的严肃而积极的思考。包括电影杂志在内的不少报刊，强调电影创作首先是中国人的人格问题或者国格问题，并且开始思考如何把社会理论、时代观察，以及民族诉求的共鸣性与电影创作表达进行深度融合。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纪录电影还是剧情电影，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和彼时左翼文艺工作者对社会意义的发掘、对更多主体存在之意义的追求，以及创作者自身的身份构建、价值选择、思想认同以及战时特殊的时空环境结合在了一起。 战时背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特征影响了当时中国电影叙事的特定结构。左翼文艺作为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潮，它与民族精神结合，影响了很多人的选择。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作为旗帜，构成了这一环境下的主流文学、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在驱动，并形成创作主潮。自我意识、时代意识的觉醒，融合了民族意识、群体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是在文学艺术家，包括电影创作者在他者和自我之间建立积极的互动之后的结果；而更具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的是，这种最初以朴素自然的方式建立起的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认知，成为一种价值和道路的选择。左翼电影、国防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都以真诚的情感、崭新的世界观将底层百姓的生活放置在了银幕故事的核心位置，更在于它以底层百姓的生活以及对这些生活的再现为基础，构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新样态。这种新样态既有具体的时代内涵，又能够有效呼应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很明显的普遍性。所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其表征和含义既是具有确定性的，也是具有开放性的。 民族危机不仅激发了电影人的民族意识和救国愿望，也改变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和精神诉求。无论是像《风云儿女》《生死同心》《十字街头》这样的直接表达抗战主题的电影，还是像《狼山喋血记》这样的通过猎户们齐心协力打狼来隐喻抗日救亡主题的故事，都体现了电影人捍卫家园和中华文化价值的愿望。而观众对于这一类题材电影的热烈欢迎，也说明了这些影片与战时环境和文化场之间的密切互动。此后，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拍摄的《血溅宝山城》《游击队进行曲》这样的影片，直接以纪录电影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说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能够为国家而战的人，这种英雄主义的激情深入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文艺界、电影界一方面身处这种英雄主义的激情中，同时又能够自觉地书写这种激情，让文艺创作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这是当时电影创作和传播的重要特征。 在上述大背景下，抗战与电影，民族命运与艺术，特殊的时代和新生的艺术媒介之间的关联和实践，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创作和民众接受活动中最耀眼有力的一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等电影界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都是这种艺术应为民族命运服务的初衷的表现。民众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成为社会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因此，在电影叙事中，在时代现实中凸显国家大义的主旨，成为中国电影塑造英雄人物过程中的主要模式，并且多半会采用简单有力的叙事风格。很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具有民族精神教化意义的历史故事成为了电影故事的题材，如剧情片《木兰从军》《武则天》《苏武牧羊》《孔夫子》和动画片《铁扇公主》等，它们都聚焦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巨大历史性创伤之际，心怀国家命运，敢于直面担当，勇于以身殉国。这些影片讴歌了历史英雄、文化英雄，其故事铺陈以及塑造的一系列“非同一般”的英雄形象，呈现了当时电影世界中的民族主义的光度、烈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