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异域神魔与橱窗幻想：《月宫宝盒》的跨国演变

      1925年2月15日，上海大戏院举办五周年纪念会，其重头戏是试映《月宫宝盒》(The Thief of Bagdad，图1)，这部“1924年世界公认之第一杰作”①由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主演，在此之前，他的中国名字“范朋克”已享誉影坛。20年代上半期，在“光焰万丈”的格里菲斯②之后，范朋克以剑客、侠盗形象征服了中国观众。1925年2月28日，《月宫宝盒》在上海大戏院正式公映③，自此到20世纪30年代初，《月宫宝盒》在中国掀起数轮文化旋风，在文艺交流、广告传媒、电影工业、舞台展演等多个层面造成震荡，其影响已远超出明星和影迷文化的范畴。既有的海内外研究往往关注该片主演范朋克及黄柳霜作为超级明星的文化价值④，或反复缠绕于“东方主义”议题⑤，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月宫宝盒》给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史、制作史、产业史乃至传统文艺、戏剧舞台和商业模式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往关于好莱坞电影的中国传播的海外研究，在“一战”后好莱坞电影开始主导世界市场的刻板印象中，尚有“好莱坞早期电影支配上海市场”的论述⑥；近年来，这一叙述转变为“好莱坞默片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并强调“现代性”的突出地位⑦。汪朝光认为，“除了个别大城市，美国电影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地市场基本上不占优势”⑧。付永春从制片模式、发行体系、放映状况入手，考察中国早期电影产业如何应对好莱坞，从而深入揭示其间的竞争合作乃至利益纠缠关系⑨。笔者认为，“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相关研究，需要突破“东方主义”“民族主义”“现代性”等单边话语，在梳理电影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应探讨电影文化中的古韵新风，阐明文艺类型的拓展新变。未来的早期跨国电影研究应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进入“流动迁徙”的全球电影史。

      

      跨国电影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关于“世界文学”及“世界电影”的探讨紧密相关。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小说的发展从中心(伦敦和巴黎)辐射到边缘(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又传播到印度、日本、拉丁美洲和非洲⑩。他将这种“中心辐射”框架延展到电影，认为19世纪英法小说向欧洲传播，20世纪美国电影向全球传播(11)。莫雷蒂的“世界文学猜想”引起很大争议(12)，达德利·安德鲁从电影层面予以回应，认为莫雷蒂的观点或许只适用于“世界电影国际发展的早期时代”，当时美国银行在好莱坞的投资获得了巨额回报(13)。裴开瑞(Chris Berry)指出，跨国电影的潜在意义既可追溯到世界电影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全球化对电影的刺激(14)。可见，无论是否认同莫雷蒂的“中心辐射”论，世界电影的“跨国迁徙”从其诞生之初就已开始。近年来，跨国电影研究在海内外学界方兴未艾，牵涉的学术议题广阔深远。2014至2015年，石川、孙绍谊、李道新、吕新雨、鲁晓鹏、柏佑铭(Yomi Braester)等学者围绕“重写电影史”以及“华语电影”“国族电影”“世界电影”“全球电影”“跨国电影”等概念展开讨论(15)。2019年，奥斯汀·费舍尔(Austin Fisher)和伊恩·罗伯特·史密斯(Iain Robert Smith)呼应裴开瑞的观点，认为“跨国电影”的多重意义既涵盖跨越边界的产业合作，也指向电影在全球游历的本土化(localisation)过程(16)。由此可见，跨国电影研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思考，还要深入不同语境中的实际案例。

      《月宫宝盒》的中国之旅提供了一个观察早期好莱坞电影域外传播的绝佳窗口，它不仅牵涉早期电影和报刊媒体的交错互动，折射出幻想故事的中西差异，也推动了跨文化舞台设计的推陈出新。本文回到20世纪早期的历史现场，尝试突破莫雷蒂的“中心辐射”论，从“流动迁徙”的视角揭示《月宫宝盒》的跨国演变。具体而言，本文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月宫宝盒》在20年代进入中国，其“跨时空”的营销如何将一个域外故事介绍给中国观众？在衔接、转译和推介过程中激起了怎样的文化想象？第二，从早期电影史的线索来看，《月宫宝盒》在哪些方面引起了中国影坛的关注？在与该片的市场竞争中，中国早期电影在制作路径和类型发展上是否有突破和创新？第三，30年代初，《月宫宝盒》的影响力波及中国戏剧，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克里斯蒂安·莫恩(Kristian Moen)所称该片体现的“新商业美学”(new commercial aesthetic)(17)，给中国早期电影和舞台文化带来了何种效应？

      

      

      一、跨时空营销：月宫传奇与诗词神话

      1927年，北京大戏院《月宫宝盒特刊》中《范朋克自序》开篇说道：“幻想之感觉，为人类所同具，余制《月宫宝盒》一片，盖亦本诸幻想之感觉。”(18)这携带着文言气息的翻译风格当然出于译者的修饰，不过，《月宫宝盒》作为“幻想”(fantasy)故事的核心品质却随之跨越时空，激起现代中国城市的文化活力。上海大戏院在1924年就为《月宫宝盒》的首轮公映作预热营销，并将该片安排在戏院成立五周年之际公映，在报刊媒体上投放了大量新闻广告。1927年，该片再度于北京大戏院公映，戏院邀请周瘦鹃、卢稚云、汤笔花、周世勋、凤昔醉等影坛及文艺界名流，为该片重映捧场造势。《月宫宝盒》在中国的两度“入场”都颇为盛大，当电影营销与跨国市场相遇时，新奇而兼具跨媒介潜能的“幻想”是如何被理解、开发乃至重新建构的？电影营销常常以非电影的方式来描绘电影，而跨越时空的幻想故事更为营销增添了素材。《月宫宝盒》的跨国之旅，起初似乎与西方文化遥相呼应，之后却被打造成更为本土化的中国古典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