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叙事与话语构型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23)03-0090-10

       近年来，“呼唤现实主义回归”在影视领域引领了新的创作潮流，自《正阳门下》(刘家成，2013)、《平凡的世界》(毛卫宁，2015)、《人民的名义》(李路，2017)始，一批彰显新时代主流文化精神、指涉当代性社会议题、建构国族历史深广度的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以突破、创新、深化的姿态，在不同题材、类型的创作实践中表现出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风貌。如描写市场经济大潮下平凡个体博弈大时代的改革剧《鸡毛飞上天》(余丁，2017)、《大江大河》(孔笙、黄伟，2018)，讲述脱贫攻坚重大主题的主旋律剧《山海情》(孔笙、孙墨龙，2021)，以类型叙事升华当代主流意识的革命历史剧《隐秘而伟大》(王伟，2020)、《觉醒年代》(张永新，2021)，展示平凡家庭随时代改革变迁悲欢聚散的家庭剧《乔家的儿女》(张开宙，2021)、《人世间》(李路，2022)，等等。这些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纷纷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在电视荧屏、视频平台、社交网络等媒介上的话题热度持续提升。我们审慎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电视剧的叙事形态明显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逻辑和表达成规，被注入了基于新时代人文语境的文艺精神、审美轨范与社会意识，凸显了现实主义的传奇化倾向。可以说，近年根植于时代语境的国产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以一种新的叙述话语和美学范式，迎合了当代社会大众的审美取向、文化心理与想象性认同。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近年国产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创作的新动向，即对其传奇叙事与话语构型的文化成因、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进行深入探究，希冀对国产电视剧在当下及未来的实践有所裨益。

       一、语义与语境

       毋庸置疑，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总的文艺创作原则，包含选材、题旨、风格、技法等，其审美倾向的具体所指因历史阶段和时代语境不同而有所不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由“认识型”的话语构型发展起来的知识，一段时期内并不是能够被了解的一切总和：任一话语都不是自然而就的，它们“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1]26。之于文艺创作，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被“构型”的叙述话语，它赋予具体文本的结构规则、陈述特征和美学内涵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大众文化心态及叙事建构息息相关。

       (一)现实主义叙述话语的构型方式

       在宽泛的意义上，凡重在以一种现实的精神态度揭示生活、客观反映现实(包括脱离人类表象经验实在性的记忆、心理等)的，都可被视为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和倾向”[2]10。然而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指19世纪中叶以来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具有明确的表达轨范和完备形态的文艺创作风格和方法，表现为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社会生活，强调细节的逼真性与人物环境的典型性。

       我们回到具体历史进程中考察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流变，可见现实主义原则初始并非作为一种先验性认识和程式准则而存在。即便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大量标志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文艺实践不断涌现，使现实主义具有了公认的系统的、高度概括的理念，但现实主义的完整定义与具体形态随不同时代语境中文艺实践的发展而处于持续性的嬗变与深化进程中。19世纪兼具史诗性、批判性和典型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因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总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683——而成为此期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的总纲。19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爱弥尔·左拉( Zola)及其《实验小说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则标志现实主义的一次转向，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新模式，以“科学、实验、精确、解剖”等实践理念对现实主义原则进行了整理和规范。20世纪30年代，为迎合新的时代要求，苏联在反思“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并结合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样作为新模式，它是现实主义文艺原则因应特定历史和话语环境所进行的一次历史化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拓展。20世纪60年代后，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的讨论日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对所谓开放体系的强调而步入新阶段——这意味着现实主义理论内涵不再囿于某一狭隘的、单一的方法理念，其内涵体系更具辩证性，思想容量也随之扩大。实际上，现实主义在19世纪臻于高度成熟时也产生了新的分支，而这一分流现象在20世纪后得到了进一步延展，即现实主义日渐多元化。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深度发展后的积极成果，20世纪后期兴起的诸如“心理现实主义”“诗意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等则是其逐渐分化、向多元和现代性演变的新趋势。鉴于诸多现代流派的异军突起，经典现实主义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纷杂的现实变化——人们思考和反映现实的认知态度与实践方式也随之不断更迭。文艺理论界亦在尝试扩大现实主义的新范畴，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便以“无边的现实主义”[4］171-172论断向现实主义原则提出更大胆、更富挑战性的讨论或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