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媒介环境——孕育“跨媒介算法”的土壤 (一)“媒介环境学”与新媒介环境 我们今天普遍理解、指称的“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经由尼尔·波兹曼介绍和界定的，他认为“媒介是复杂的信息系统，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1]。“媒介环境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各种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的一种环境。”[2]“媒介环境学”作为一个学科，为我们当下讨论“新媒介环境”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思想框架。 结合具体的语境，国内学者高宪春提出“‘新媒介环境’指的是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型的媒介，以及使用它们所形成的新的媒体形态，作用于社会实践，形成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凭借和参照”[3]。曹茹则将“新媒介环境”视为“网络出现以后，在网络与大众传播媒介共同构建的新媒介环境里”[4]。 一般来说，新媒介是相对于传统媒介，如印刷媒介，包括书籍、报刊和小册子等而言的电子媒介，包括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和计算机等。5G、XR/VR/MR/AR、算法、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重新界定了人类传播的情况，新数字媒介环境是动态而复杂的，其动态性体现在新旧媒体之间的融合关系上。新的媒体如互联网媒体、数字媒体、移动电视等同样脱胎于传统媒体，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说，“虽然新媒介可能仅仅是现存旧媒介的一部分，但是当新媒介(或新类型的媒介)加入旧媒介中后，在这个特定社会中‘媒介矩阵’如何发生改变仍值得讨论”[5]。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数字技术呈现出“升维”的趋势，从最开始在影视、游戏等娱乐行业中的运用逐渐推及至其他行业，及至人们的日常家居生活，因而呈现出“万物皆媒”的媒介景观。项飚先生在《你好，陌生人》节目中指出，“身边的陌生人是你和更大的世界的一个关键的中介”，从这个层面来说，人也成为一种媒介。多层面、多维度的构成决定了媒介环境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媒介环境”是由数字媒介、传统媒介以及数字与传统媒介的融合形态共同构成的动态媒介矩阵，在生理感知、意义符号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影响、形塑、建构人们认知的多重媒介环境。“新媒介环境”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一样，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对媒介信息的消费需求。 (二)新媒介环境下电影的“媒介生产力”与“算法”赋能 1.电影的“媒介生产力”与受众交往 单小曦在《文艺的媒介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媒介理论研究》中指出，“技术媒介，在一般科技生产力的推动下，已经展现为一种新的文艺生产力——媒介生产力”[6]。在新媒介环境下，媒介经验贯穿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与人交往、人与世界交往的前提。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6]。即媒介生产力以一定形式的交往为前提，交往形式又深受媒介生产力的影响。电影的受众交往呈现出分散、小众圈层等特色，具有同样观影需求和观影爱好的人也许在生活中相隔甚远，他们以小众圈层的方式聚集在网络空间中，在网络世界又零星分散在微博、豆瓣、哔哩哔哩等不同的平台。因而整合、优化不同物理空间、不同社群空间、不同媒介空间消费群体的电影消费需求，对提高电影的媒介生产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算法”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要素，对电影的媒介生产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2.“算法”概念的历时性发展与技术赋能 “算法”(algorithm)一词最早是由波斯数学家花剌子米命名的，作为数学的一个学科，此时的算法指的是“为了解决一类实际或科学问题而概括出来的，带有一般性的计算方法。例如四则运算中的先乘除后加减、欧几里得的算法等，这一阶段的算法往往都以自然语言描述或数学公式的形式出现，我们称其为‘原算法’”[7]。在计算机出现以后，“算法”的含义演变为“对计算机上执行的计算过程的具体描述，是以一步一步的方式来详细描述计算机如何将输入转化为所要求的输出的过程”[7]。而现代意义上的“算法”含义则更为广泛，“通常是指可以用计算机来解决的某一问题的程序或步骤”[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算法”最早是自然科学层面(数学、计算机)的概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呈现出融合交叉的趋势，“算法”概念被引入社会、人文学科。还有学者将“算法”概念引入生活中，如布莱恩·克里斯汀、汤姆·格里菲思将“算法”的定义由数学层面、计算机层面扩展至生活层面，“‘算法’指的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步骤，其含义远不限于计算机，存在的历史也远远长于计算机。在计算机开始使用算法之前，人类早就将算法应用到生活当中了”[8]。随着中国电影领域数字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电影领域研究呈现出数字化、可视化和算法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