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精英始终致力于开展启蒙运动，力图在学校教育之外，对广大民众进行教育，以使民众掌握现代知识。这一时期，亦是各种新兴媒介由西方传入，并在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晚清时期报纸在中国出现，用于传播信息；20世纪20年代广播在中国出现，被认为是一种娱乐工具，兼有信息传播的功能；20世纪初，电影在中国出现，亦被视为是一种娱乐消遣。然而，新兴媒介的发展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知识精英意识到媒介可用于进行社会教育，为启蒙运动服务。由此对于新兴媒介的功能认知经历了一个教育“转向”的过程，在知识精英眼中，媒介不再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不应成为娱乐的工具，而应该是教育的工具。这是近代教育史与媒介思想史中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 新兴媒介被用于启蒙教育并非个案，而是近代中国几乎所有媒介的共同趋势。若对多种媒介进行综合性研究，当能对这一趋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已有研究大多注意到某种媒介在近代教育中的运用问题，例如白话报、广播等，但对多种媒介进行的综合性考察尚不多见。 近代以来，中国文盲所占比例极高，文字成为社会启蒙的重要障碍。传统士阶层利用文字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造成了相对于不识字者的知识壁垒。如何跨过识字者与不识字者之间的知识鸿沟，成为知识精英在社会启蒙中思考的重要问题。白话报、广播、电影都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兴媒介，且都被知识精英视为启蒙教育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本文拟选取这三种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思想史路径探究知识精英如何认识这些媒介的教育作用，这些媒介在教育中各自具有怎样的优势，以及在实际运用中这些媒介存在怎样的局限。 一、白话报：语言文字的改良与局限 在传播知识的各种方式中，以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最为常见。各种教育机构中的教学与社会上的演讲均属于口语传播的方式。但到清末，知识精英已经不满足于仅使用口语传播的方式传播知识，报纸成为知识精英新的选择。 报纸承载的所有信息几乎都带有开民智的作用。丁国珍认为一些政治新闻，“如两宫还海、圣驾游湖、堂官到任、大员来京，种种官场记事，使中国百姓知道中国官场的事”，可以起到开通民智的作用。民生新闻同样可以教化民众，诸如“婆媳打架呢，我们劝他和睦。弟兄纷争呢，我们劝他宽忍。孩童走失呢，我们劝人民留神。学徒被骗呢，我们劝铺商小心”[1]。所谓开通民智不仅要求知识精英传播知识，还需要传播信息，以打破闭塞的环境，解放民众的思想。因而在启蒙运动中，新闻亦被纳入“知识”体系，成为广义上“知识”概念的组成部分。 报纸的目标受众理应是全体民众。但在甲午战争以前，报纸的发行局限于读书人内部。以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言，报纸的读者仅有士阶层。在有识之士看来，报纸应当是为所有民众服务的，信息亦不能由士阶层垄断。清末，有知识精英在劝说民众看报时说道： 当下无论士农工商，大家皆应当看报，做官的更当看报，就比方报馆访事的，知道某人为非，于良民有害，这官要是差衙役拿他来，才能够不屈他呢，这不是做官看报的好处吗？要是不看报，那里知道呢？再说读书的看报，凡未到的事，报纸预先议论，也增长见识。还有一种学报，内中有各种的科学，也可实用。庄稼人也当看报，有农学报，还有农画报，新近美国有一位农学家，配了一种新肥料，种地的能够买来，试验，试验，还愁庄稼收的不好吗？就是工人也当看报，也可以知道某工厂，某工师的手艺高，不由的工人也有竞争的思想，日后还愁制造不精吗？这商人更当看报，就比方地面银钱的行情，不出屋门就能知道，各省丰收贱年，也没有不登报的，货物价钱大小，某处土货成色高低，可办不可办，可销不可销，一目了然，不比问人强吗？[2] 士农工商都可以从报纸上获得信息，学到与自己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报纸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且可以传播知识。 晚清时期，中国已有多种报纸发行，但总体而言报纸发行量较为有限。甲午战争后，《时务报》风行一时，在全国引发极大反响。然而，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裘廷梁在致函《时务报》创办人汪康年时分析说，当时《时务报》“每期销至万四千册，可谓多矣，然犹不逮中国民数万分之一”。在裘廷梁的家乡江苏无锡，“能阅《时务报》者，士约二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推之沿海各行省，度不甚相远。其力足以购报，才足以阅报者，罔不购阅之矣，自今以往，阅报之人所增无几矣”[3]。裘廷梁观察到《时务报》的读者主要是士阶层，读者数量已经到达极限，今后难以再大幅增长。如果将中日两国的报纸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报纸的发行量存在不小的差距。19世纪末，按照康有为门生陈荣衮的统计，日本当时虽然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四川省，人口仅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乃合计全国报馆，闻有八百余所，即佛门之报亦十余家。大阪朝日报，每日出新十万有多。而我国报馆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上海某报，闻每日出新八九千之间，自以为雄觎一方矣，然亦不及大阪朝日报十分之一”。陈氏称其在日本时，“见路旁之车夫，旅舍之婢子，各执报纸，喃喃讽诵。若夫佣工，每月得工金三圆者，竟阅报至三份之多。而回顾中国即如广东省城，一店之中识字者仅有数人，以省城内外十万间之店折半而计，亦应销报五万”，然而实际上广州报纸的销量远未达5万份。[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