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衍生出诸多发展模式，有力支撑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我国职教产教融合经历了企业主导、校企合作以及国家引领三个阶段，[1]有学者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视域审视校企合作的内在逻辑，[2]关注合作特点，分析校企内外部耦合因素等。[3]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模式主要包括：德国聚焦于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双元合作，创造了被奉为圭臬的“双元制”职教产教融合发展模式；[4]着眼于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推行的职业教育“产、教、城”融合发展模式；[5]回归到人的发展的视角，基于职业文化认同和职业身份认同育人的职教产教融合发展模式。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在文化建设方面应以受教育者为主，文化建设与技能训练并不冲突，二者可同时进行；[6]亦有学者基于生态学理论，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等多维视角讨论产教融合的实践样态与逻辑路向。[7]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对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双循环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仍然存在校企沟通平台缺位、企业参与激励机制不足和缺乏文化认同等诸多问题。[8]因此，本文试图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进一步梳理、探讨国外产教融合的经典发展模式，藉以观照我国的本土化实践，并对此进行反思，以期为备受关注的职教产教融合问题提供有益思考。 二、国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模式：双元制、产城融合与文化认同 (一)双元制发展模式 自1964年德国提出双元制以来，这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德国走向了制造业强国之路。 人才需求和技能培训需求是职业教育走向跨界教育的主要因素。[9]校企协同育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离不开学校的人才供给和支撑。德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垂直性的阶层流动，同时也激化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与职业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10]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以往简单机械的劳动无法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企业生产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割裂导致职业院校学生在升学通道中受阻，使职业教育沦为“断头”教育。在此背景下，以工学交替、校企合作育人为特征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开始在德国兴起。同时，随着德国职业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这一发展模式不仅确立了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校企的双主体地位原则，强调必须重视行会等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还特别注重双主体的差异性和协调性原则，职业教育形成了人才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良好势头。 然而，双元制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在双元制发展模式中，产教融合以企业为主导，职业学校服务于企业培训。然而，如果教育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则容易陷入功利化和短视化，失去相对独立性和创新性。二是双元制发展模式践行的前提在于企业和学校双方具有合作的积极性，一旦职业教育链在与产业链对接的过程中难以把握双方利益的共同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就难以实现。三是缺少校企信息沟通的平台。德国通过行会协调校企交流，而许多国家行会等第三部门并不发达，盲目照搬与嫁接无法发挥其优势作用。因此，在引入双元制的时候，需要创新产教融合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以解决“水土不服”带来的负面问题。 (二)产城融合发展模式 产城融合发展理论最早由James O.McKinsey提出。与双元制发展模式相比，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引入区域发展的宏观目标，该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产业与城市的互利共生，城市的发展以产业为基础，而产业发展则以城市为空间载体。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可以从多个视角阐释，或基于系统方法论的视角，将产业和城市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子系统；[11]或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指出，职业教育应在经济、政策等环境中不断调整，体现出更强的适应性。[12]这种适应并非是单纯的被动适应，职业教育可以为产业培养劳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并反作用于经济，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产城不同步则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无法形成积极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产城融合发展模式不仅关注职业教育产学合作对于经济的隐性功能，还反映出区域经济应当以产业为载体，这种合作还具有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源头的显性功能。这一发展模式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理念有借鉴价值，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相脱节易造成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产业与城市的融合是多层次的，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统筹协调作用极具复杂性。 (三)文化认同发展模式 Erik H Erikson认为，文化认同蕴涵着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13]职业文化认同是主体参与一系列职业文化情景并与职业文化群体交流建构而来。不同于德国双元制发展模式和产城融合发展模式主要从宏观层面考量产教合作，文化认同发展模式的视角中心是个体内在的心理层面。有学者界定职业文化认同包括职业依恋、职业地位和职业认知三个维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职业支持作为与群体互动的维度主要关注个体内部与外部的支持获得组织归属感、价值一致性等情感体验。[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