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23.0307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进与经济社会变迁使得现代化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议题。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不仅包含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系统的变迁转型。随着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不断加剧，如何在开放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实现全方位可持续发展，规避现代化危机与风险，已成为探索现代化路径、回应现代化问题、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基础。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民生保障是理解现代化的重要视角。狭义上的民生保障是指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定的，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广义上的民生保障是指国家为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护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幸福而提供的公共政策措施及手段，不仅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还包括与民生保障直接相关的社会公共支出、社会投资、法律制度建设等。是否以民生福祉为最终目的，乃是判断民生保障是否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关键原则。民生保障主要包含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民生支出、公共服务提供、法律制度建设。从国家既有经验来看，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明确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才能明确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理念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厘清民生保障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把握当代世界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重要坐标。 目前，包含结构功能主义、发展主义等多种理论在内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对现代化路径及模式的解释。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蕴含着一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收敛性)，各国现代化发展是否具有国别特殊性(多样性)，乃是不同理论的核心着眼点。其中，涉及民生保障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主要是福利国家理论，较难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境，也无法从民生保障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因而存在不足。可以说，如果对民生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关键机制认识不足，那么将很难从民生保障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据此，笔者拟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对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梳理，阐明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化共性与演化个性，探索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主要功能，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以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民生保障协同发展的路径。 二、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理论与经验的梳理 随着工业化的演变升级，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反思和总结因工业化出现的复杂社会变迁现象，并由此形成了关于现代化演化路径与多元模式的相关理论。其中，社会学领域较为著名的理论如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哈贝马斯社会系统理论；经济学领域较为著名的理论如依附理论、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普雷维什(Prebisch)“中心-外围”理论；政治学领域较为著名的理论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阿尔蒙德政治发展论等。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梳理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的关系，在分析现代化路径假设的基础上，阐明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理论与实践的逻辑 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蕴含着一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各国现代化发展是否具有国别特殊性，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区分不同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核心依据。随着不同理论之间的不断组合互动，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具有共识性的两种解释现代化路径的假设：一种是认为现代化具有演化共性的路径收敛理论，另一种是认为现代化具有演化个性的路径扩散理论。 1.两种解释现代化路径的假设 (1)演化共性与路径收敛 现代化路径收敛理论认为，现代化路径具有演化共性，即使各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但是从经济或社会结构的更高视野来看，现代化的路径具有一定的收敛性。路径收敛假设以演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思维的变迁为主要论据，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对现代化阶段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其中，帕森斯线性演化论认为，现代化是从以习俗和情感为纽带的传统共同体演变为由专业化、制度化且关注利益导向和成就导向的现代社会的过程，义务、规范、地位、情感和利益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依据[1]。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经济成长过程，持续增长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2]。除此之外，哈贝马斯将现代化划分为以工具理性或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和以公民权利为主导的福利国家模式[3]；Beck等将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和“反思的现代化”两个发展阶段[4]。融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演化共性和路径收敛出发，笔者认为，可将当前现代化划分为物质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共享发展两个阶段。 物质资本积累阶段源于工业革命和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制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法国调节学派把福特主义定义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历史形式”，其实质是从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向一种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战略的过渡[5]，该阶段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在技术上，通过自动化、机械化和标准化作业促进大规模生产，推动经济效率稳步提高。在组织上，推行劳资合作，实现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提高，建立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以促进物质资本积累。其中，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形成分工协调的合作关系，市场通过大规模生产保障产品供给以及通过劳资谈判维持就业和工资稳定。国家通过稳固的税收基础推行干预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护，推动城市化建设。家庭及社会中的个人成为工业化时代的劳动者，通过争取社会保障与劳资谈判实现利润分享，从而推动产品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