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与中国电影学派

       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开拓者和践行者，谢晋导演不仅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执著注视社会变迁与历史演变，深刻诠释中国精神与民族特质，他还在起伏涨落中秉持人道主义情怀和深厚的生命关怀，以电影的方式积极呼应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精神启蒙，是“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①。如果说谢晋获得的“全国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等殊荣，是对其在电影领域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那么，他被颁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和“改革先锋”奖章，以及荣获的“上海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之一”“最美奋斗者”等称号，则显示了谢晋及其创作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他在毕生创作中所倾注的匠心精神，在岁月流转中已经凝练为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民族文化和时代标识。可以说，谢晋在生活的淬炼中雕琢的精诚创作及其所释放的感召力和共情力，来自多种历史、时代与个体因素使然。他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巧妙探寻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人性化地阐释其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并沉淀为具有倡导价值的创作导向与精神品格。其中，对人民性的秉持和坚守，是谢晋电影生命的重要引擎。由此，本文试从人民性出发，探讨谢晋创作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视觉呈现与价值建构，重审谢晋之于中国电影学派建构的经典价值与意义。

      

       图1 谢晋导演工作照

       一、人民情怀与精神启蒙：新中国电影话语的探索

       从《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青春》到《啊!摇篮》，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到《鸦片战争》，谢晋作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精神主导和主流代表，通过精准把握民族、时代与个体命运遭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去感悟和协调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谢晋电影生动呈现并深刻反映了我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历程，以影像的方式多层次、多角度地记录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助推了人民群众思想文化建设进程，显现出历史厚度、情感温度、人性深度与文化热度深层融合的诉求，尤其是在主题呈现和价值建构上达成了与国家话语、民间话语的内在契合。可以说，谢晋电影既是对人民性的具象实践和生动阐释，也始终以人民性为创作指引和精神之塔，建构起时代家性、民族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电影话语范式。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逻辑依据和美学原则，也为之建立了精神指引和理想情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人民”的内涵及人民性文艺思想，并在讲话中明确“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②创作导向，着重提出了人民文艺观，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为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两大关键命题，确立了工农兵作为文艺创作和接受主题的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艺政策的核心经典文本，其“理论价值和意义首先表现于它在中国现代文艺和美学史上实现了由人的文学、人的美学向人民文艺、人民美学的历史转型”③，这为新中国文艺创作提供了扎实的理论资源与明确的价值指引。

       “人民性”思想在早期谢晋电影作品中彰显为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质朴的平民视角和强烈的人本观念。1955年，谢晋执导的农村题材电影《水乡的春天》聚焦江苏扬州宝应县南湾村土地改革典型，通过讲述围纡造田中村长在党的领导和村民的帮助下，克服恶劣自然环境，战胜封建残余势力，最终全村取得田野大丰收的故事。谢晋不仅着眼于解放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耕者有其田”理想的实现；他还深入刻画了土改运动中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且充满智慧的农民形象，以及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极拥护的姿态。以《水乡的春天》为始点，谢晋在呈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治理经验的同时，也蕴含着深邃的人文情怀和浓郁的人性关怀，勾勒了他早期电影创作的思想雏形。

       谢晋早期创作中的人民情怀使之在现实主义表达中呈现出温暖的向度和向善的底色。那种洋溢在镜像中明朗乐观的格调，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奠定了主流基调和文化品格，塑造了蓬勃昂扬的新中国风貌，充盈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迭合之美。他擅长将炙热的理想与豁达的认知融入影像间，谨慎地介入生活与现实，热情纯粹的人物形象是其早期电影创作的重要标识。比如1957年上映的《女篮5号》通过篮球运动员田振华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际遇，以及林洁、林小洁母女的生活起伏与波折，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体育从业者的不同境遇。谢晋在这一故事中亦呈现了“关于党、革命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意蕴及叙事策略”④。再如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传承了海派电影的轻喜剧传统，着眼于工人业余体育活动，承载着对市民趣味和日常生活的细腻表达。这部作品不仅与倡导全民健身的主流趋势相呼应，也以喜剧类型激活了隐存于体育电影中的力度和温度，显现出难得的生命关怀与人本意识。

      

       图2 电影《黄宝妹》海报

       谢晋曾尝试吸纳上海电影传统与延安电影传统的精髓，并赋之以饱含情感的灵韵。他在影片中将个体命运、社会变迁与国家叙事巧妙融合，这使其作品始终保持着敏锐觉察力和细腻感知力，把对生命体验的深层挖掘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融于镜像言说之间。1958年，谢晋执导了纪录性艺术片《黄宝妹》，将镜头聚焦上海国棉十七厂女工群体，记录了传奇技能人物、新中国第一代劳模黄宝妹的先进事迹，并在影像叙事中塑造了黄宝妹作为“时尚劳模”的一面，映射了上海的摩登文化元素。经黄宝妹自觉改造后的“摩登”，既是承载了关于上海都市的文化记忆，保持了上海基层文化的延续性和持续性，也表现出对新中国政权及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适应。同时，“作为原本生活在上海却被定义为乡下人的产业工人，黄宝妹在1949年后才正式开启了成为‘城市人’的过程，新政权不仅赋予了她作为工人的尊严，还给予了她曾经遥不可及的‘摩登’”⑤。影片《黄宝妹》正是在镜像话语的双重指涉中诠释和强化了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2021年，黄宝妹荣获“七一勋章”，被赞誉为“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⑥。这种“摩登”与“质朴”的结合在现实中依旧被延续，恰如黄宝妹通过直播和讲座的方式宣传技能故事，在影像交汇间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遥相呼应。可以说，谢晋电影对基层社会经验的展示与呈现使之彰显出思想的锋芒和力量：他将镜头朝向作为社会系统塔基的基层组织和空间，以人民立场进行素材的选择性打捞、加工和呈现，用电影的方式来呈现“国家”与“基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