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研究与泛电影研究

       DOI 10.26599/GJMS.2023.9330008

       电影，作为一种全球性、大众性、高影响力的媒介、媒介内容、媒介产业，在国际学术界，往往有两个不同的进入维度，一种是“对电影的研究”，电影是研究对象和目的，重点是研究电影的媒介特性、艺术规律、历史演变、电影作品、电影作者、电影技术、电影美学等；另一种则是“关于电影的研究”，电影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文本、历史文本、文化文本、心理学文本，借助电影所提供的想象世界以及观众与这一想象文本的关系，理解历史、社会和文化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认知和反应。本研究从这两个维度检视了2020-2022这三年的SSCI、AHCI数据库，对电影研究的主要学术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国际电影学术界的动态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借鉴国际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提供启示。实际上，所谓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需要“非中国”作为参照系，而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中国特色只有成为国际学术的一部分，既有特色也有共性的一部分，中国的电影才能真正为人类学术共同体作出贡献。

       一、作为媒介与艺术的电影史：史料发现、历史建构、媒介考古

       电影史研究一直是影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2020-2022年的国际影视研究中，“历史(history)”也是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关键词。国际电影史研究的对象分布广泛，其中电影文本史、电影技术史、电影产业史等以电影艺术和电影产品为核心的历史研究在数量上占据着主导。而由于电影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行业，其发展与宏观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电影社会史、电影文化史、电影传播史等也是电影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表1列出的代表性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史研究与电影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广泛联系。

      

       (一)历史发现与重写历史

       基于史料以考证方式进行历史研究是电影史最基本的学术手段和方式。学者们会通过分析过往的媒体信息验证一些假说，澄清史实，或挖掘档案资料，对重要历史事件进行阐释。例如根据1892年底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达尔马提亚(Split，Dalmatia)本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20)发现在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迪克森(W.K.L.Dickson)发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进入巴尔干地区市场的两年以前，其主导制作的作品《铁匠》(Blacksmith Scene)就以文字描述的形式在报纸头版刊登，并借助印刷技术在当地传播。这篇报道不仅佐证了迪克森导演的早期电影存在多个版本，还具象地说明了不同地区如何参与着全球现代性进程，以及电影的全球想象社区是如何被构建的。再如通过分析英属印度时期的殖民档案记录，McClure(2022)从美国拳王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和加拿大舞蹈演员莫德·艾伦(Maud Allan)的案例出发，对比了多个地区的电影审查制度，剖析了电影拍摄及放映法规背后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间的博弈过程，并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对电影定义、电影功能的认知变迁作出了总结。

       而在聚焦电影文本、形式、技术、产业的演变之外，不少研究还直接将电影本身作为历史资料，以电影为依据探讨并归纳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发展状况，在过去与当下的对照关系中获知有关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独特见解。Asli & Yusuf(2022)就对苏联第一部恐怖电影《魔鬼的精神》(Viy，1967)进行类型分析，梳理了苏联恐怖电影发展的历史，并说明了电影呈现形态转化背后对应的社会政治环境变革。Castrillo(2020)则关注了“9·11”事件之后在影院发行过的美国政治惊悚片，指出该类型影片在文本配置和审美规范上与传统好莱坞电影不同，其主题往往与制作时期的地缘政治关系强关联，叙事主观且模糊，态度上则经常表达对国家机构、军队和可疑公司的不信任，试图挑战美国传统价值观。Chu(2020)还通过三部香港犯罪电影《恐怖鸡》(Intruder，1997)《明明》(Ming Ming，2006)和《伴雨行》(I Come with the Rain，2009)讨论了香港主权移交后电影中的性别化叙事和身体政治建构边界。这些电影对人物的描绘和对城市历史的讲述映射了现实世界中经历了社会转型的人们所面临的焦虑与希望，其中表现的女性境遇与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国际影视研究领域较为流行的议题。

       (二)填补空白与问题回应

       由于电影的投入回报和影片内容可以带来的社会影响均具有不稳定性及不可预测性，世界范围内，电影行业一直在争议中波折地发展。如今，技术革新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使电影产业链上下游主体面临着更多挑战，许多电影史研究在选题方面都积极与时事及当下热门话题呼应，试图借助历史去解释与剖析现状，引导行业思考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案。

       Zhou(2022)围绕电影展探索了电影基础设施、教育电影、电影屏幕外与屏幕内的关系，以及电影展在文化历史中的意义等问题，以此引导人们去关注那些在主流商业故事片之外被边缘化的话语、空间和实践。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媒体普及的影响下，传统电影机构遭遇危机，从电影的发行端切入挖掘电影展的发展进程不仅能够揭示电影观看方式和观看空间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电影史中关于展映部分的空白。

       而关于视听领域的“长短之争”，Loiperdinger(2021)讲述了二十世纪初期在欧洲短片过剩的背景下长篇故事片的推广营销史，并得出了明星制在出现初期并没有被确立为推广长片的手段这一结论。虽然整体而言流媒体等线上平台在过去几年维持了较高的用户规模，但是具体来看，网络视频服务内部竞争激烈，短视频平台已经占据了观众大部分观看时长，严重冲击了长视频产业拓展，使其相对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历史中流行影像形式上由短到长的转变经历或许可以给长篇故事片的消费增长策略提供一些启发，同时也促人思考短片电影是否可以在追求高效的信息化时代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