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23)02-0101-09 doi：10.14003/j.cnki.mzysyj.2023.02.13 20世纪80年代，不论就思想、文学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言，都是一个转变与革新的年代，也是一个反思与重整的年代。在电影界，80年代初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娱乐片创作实践开始，并逐渐形成了其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以《神秘的大佛》《武当》《武林志》为代表的武打片①引发了观影热潮。另一个是罗艺军和邵牧君有关电影民族化的论争。这两个事件中提出的问题，在往后数十年都成了电影界和电影学术界探讨的焦点问题。追本溯源、重新思索80年代初期的娱乐片创作和电影民族化的实践，这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娱乐片创作实践中，张华勋导演据有重要位置。他的处女作《神秘的大佛》“开创新中国武打影片的先河”②，也是1981年的票房冠军。《武林志》则进一步助推了80年代初娱乐片创作高潮的形成，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与此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了非常自觉的电影民族化意识。对张华勋导演创作作品和创作思想的研究，实则是80年代初期电影实践和理论热点现象的一个缩影。本文以张华勋导演80年代初的创作为核心案例，试图总结其艺术创作的特色，同时也把娱乐片的创作还原到8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一方面探究80年代电影生产机制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发掘隐含于其深层的大众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结构，从而对电影娱乐片创作和民族化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索。 一、《神秘的大佛》与80年代初的文化心理及电影生产发行机制 要研究80年代的娱乐片创作，不得不回到80年代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陈墨在《重思“娱乐片”及“娱乐片讨论”》中首先引述了李陀的看法，认为：80年代文艺发展的特点之一是“高层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间自发的思想启蒙运动合流，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这是形成80年代大气候的基础”③；另一方面，他也引述傅高义的论断——“80年代电影的论争实际上就是自由边界之争的一场拉锯战”④。此外，在文化界和文学界，“文化热”“人道主义思潮”不断形成。这使得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立，文艺创作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电影学术界也在这种文化热潮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喊出了“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口号。齐伟在《八十年代电影观念辩论研究》中，梳理了80年代电影观念的变化史，认为80年代初期的电影观念的核心是“电影必须是电影”⑤。这种种现象的出现，似乎声势浩大。但是实际上，80年代初期电影创作的自由度仍然有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它并不推崇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更强调电影的宣传和教化功能。80年代初期，虽然伴随着思想解放大环境的形成，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的铁律正在松动，但是电影学术界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娱乐片的价值并给予其应有的肯定。娱乐片获得学术界普遍的肯定，是到了1987年《当代电影》组织3次对话之后。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口号的提出——对于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化探索是一种助力；但是对于娱乐片而言，其影响有限。80年代初期，现实主义铁律的余威仍在，娱乐片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在这种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张华勋导演一方面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拍摄含有武打因素的娱乐片；一方面又在导演阐述中，强调自己以拍摄成功的艺术片为追求。⑥ 此外，其时电影生产和发行的机制也是当时娱乐片创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980年，张华勋导演了他的第1部作品《神秘的大佛》。对于这部电影的拍摄，当时有着质疑的声音。甚至在开拍后不久，就遇到了“停拍风波”。张华勋回忆，在摄制组赶赴乐山之后不久，就听到一些传言说“上面不让拍《大佛》了”⑦，认为该片存在“不真实……艺术格调低”⑧等问题，这种传言在摄制组内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部分成员心理产生了波动。但是张华勋导演并没有动摇，他认为“剧本是经过电影局审查通过的……而且在电影局召开的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明确认定是好题材，汪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同志绝不会轻言放弃。”⑨因此，摄制工作照常进行，张华勋导演还召开了摄制组会议，在会上稳定军心。不久，制片厂就发来意见，表示“不要猜疑，戏要坚持拍下去。……厂里决定拍摄《神秘的大佛》的方针不变。”⑩这个通知成为全组成员的定心丸，其摄制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在摄制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时任原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及电影局局长陈播更是亲自来到乐山察看并表示支持。 从“停拍风波”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娱乐片的摄制还存在种种疑虑，正是因为北影厂厂长汪洋及原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些领导支持，其摄制工作才最终得以顺利进行。其时，制片厂及原文化部领导的大力支持，跟当时的社会思潮变化和思想解放有一定关系。此外，生产和发行制度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70年代末，其观众人数创下纪录，但影片版权早被中影公司买断，所以票房收入与制片厂无关，电影受观众欢迎获高票房并未使制片厂的收入增加。对此，北影厂厂长汪洋就呼吁中影公司提高收购价，同时主张制片厂应当拥有影片版权。1980年，原文化部出台的1588号文件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11)这一改变无疑提升了娱乐片的重要性。就拷贝的发行数量而言，当时的娱乐片是大幅领先于艺术片的。汪洋能够力挺《神秘的大佛》，也得益于当时的制片厂厂长负责制和所属领导机构一定程度的放权，“影片的投产权不在文化部电影局，而在各厂厂长。只要厂长同意拍就拍。”(12) 从张华勋导演拍摄《神秘的大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思潮和文化氛围为娱乐片的创作打下了一定的舆论基础，当时的制片厂厂长负责制和发行制度的变化，也为娱乐片拍摄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学术界并没有从合法性上为娱乐片进行论证，“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号召主要为第四代的艺术化探索打开了路径，娱乐片的地位仍然得不到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