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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在西方电影学界出现了“大理论”和“后理论”之争。以波德维尔和卡罗尔等认知派电影理论研究为代表的“后理论”向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等为代表的“大理论”发难，认为“大理论”严重阻碍了学者的想象力，应该被终结。齐泽克对此积极回应，指出电影研究界存在对拉康理论的含糊引用。齐泽克在正视“后理论”对“大理论”的诟病后，采用戏仿的策略，利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进行了系统解读，力图证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价值及其对电影研究的有效性。面对“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论争，齐泽克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自我批判态度和居间立场。齐泽克的理论态度和居间立场既为这场论争指明了出路，也为当下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齐泽克的电影批评理论可供我们思考电影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的未来。
between Theory and Post-Theory，简称《真实眼泪之可怖》)。本文将考察以精神分析学和意识形态电影理论为代表的“大理论”对电影研究的挺进和“后理论”学派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对“大理论”的反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齐泽克在《真实眼泪之可怖》中所述的电影批评理论策略。 一 “大理论”与“后理论”的概念辨析 在考察“大理论”与“后理论”的论争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大理论”和“后理论”两个概念进行简要的辨析。在这场论争中，“大理论”与“后理论”两个概念都是由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的前言中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后理论”与文学理论界所关注的后理论(时代)有一定的区别。 (一)“大理论” 波德维尔和卡罗尔认为，“大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电影研究领域盛行的一种“抽象的思想体”，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等学说所构成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②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的开篇就明确指出，该论文集所讨论的就是“关于大理论的终结，以及大理论终结之后可能和应该出现什么情况的问题”。③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研究”无须诉诸“大理论”，“无须借助精神分析也可以开展起来”。④ (二)“后理论” “后理论”(post-theory)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文学理论界。早在1990年，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ny)在《理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Post Marxism)中就使用了该概念。⑤随着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理论著作《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的出版，王宁先生在国内学界率先使用了“后理论时代”的概念。⑥文学理论中的“后”学概念，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往往表示对某个概念的终结与颠覆。后理论一词也就暗指理论的死亡或终结。马丁·麦克奎兰(Martin Mcquillan)指出，后理论是“一种思考状态，它总是处于一种延异的状态、一种反思的姿态以及一种质疑的体验中，总是将它自身置于与理论悖论的纠缠中”。⑦ 然而，文学理论中的“后”学范式与电影研究的“后理论”不尽相同。文学理论中的“后理论”通常指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对文学文本意义及其生产过程的祛魅。⑧电影研究中的“后理论”则是针对以“大理论”为主导的电影研究的反驳。正如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的前言中所说，该书的书名可能会“误导”(misleading)读者。书名“后理论”一词中的英文前缀“post”并不是表示“电影理论的终结”，而是“大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ory)。⑨与“宏大理论虚无缥缈的思辨”不同，“后理论”注重对“中层理论”(middle-range)的探讨，主张“从实证性的具体研究转向更具有普遍性的论证”。⑩在波德维尔和卡罗尔看来，“后理论”的主张并不会催生另一种“大理论”，而是会形成众多“小理论”(theories)以及“理论化的活动”(theorizing)。(11)所谓“小理论”是“对某一特定现象做出最佳阐释的一般性假设”，是“对具体问题所做出的建议性解决方案”。(12)所谓“理论化的活动”就是采用“现有的最佳推理标准和证据来回答提出的问题”。(13)这种标准应该是“我们可以在电影研究或其他领域(甚至在科学领域)所能找到的最为严密的哲学推理、历史论证和社会学、经济学及批判性分析的标准”。(14)波德维尔和卡罗尔认为，“理论化的活动”可以做到“破中有立”，能将“对现有立场的批评与积极的论证结合起来”。(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