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2023)02-0116-07 当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将理论历史化，便会发现今天理论建构的诸多问题的原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80年代的“美学热”“文化热”不仅是“人学”启蒙和知识场域逐渐明晰的过程，而且在建立学科场域的同时，实现了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知识话语的转型更新。时至今日，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电影理论的语境下重访80年代，对理论旅行展开反思，既可以清理历史遗产，也可以从中探寻到新时代理论建构的可能。电影工业美学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学界倡导的理论之一，对其进行知识考古与历史化，有利于我们探寻理论发展的路径，以此观照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创新。 一、“理论旅行”与理论的“焦虑” 在《理论旅行》和《再议理论旅行》这两篇文章中，爱德华·萨义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理论入手，考察理论在穿越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时，如何遭遇不同社会的政治文化而分别降调弱化和激进强化的过程。所谓“理论旅行”或曰“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是指一种理论从一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移植到另一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运动过程。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必然会随之调整。萨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讨论，创造性地揭示了理论借用、理论挪用以及理论在国际环境中从一地跨向另一地的运动过程，为我们研究跨文化语境下理论的散播、转换、接受、生成提供了理论资源。 作为某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典型模式，理论旅行在中国的发生呈现出西方强势理论话语影响下的中国学术界知识生产的现实缩影。当我们试图以萨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概念去考察西方电影理论话语传入中国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再对中国电影理论的生成、发展进行回溯时，不难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20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的生成与发展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西学东渐”的现象。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西方理论竞相涌入中国，以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研究等为主要方法的西方理论，在迅速占据学院派主流学术话语的同时，也催生出某种“影响的焦虑”。或许也正是源于此，中国文论陷入某种“失语”状态，并延宕至今。 理论的焦虑与失语状态，不仅促使相关学者重返中国古代文论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探索民族化路径下本土理论建构的可能；而且推动学术界对西方理论的“单向旅行”展开反思。①事实上，如若对西方理论(特别是二战后以来的)进行考镜源流，便会发现一条理论传播的清晰轨迹：以法国理论(也包括德国思想)为代表的欧洲理论，大体上是旅行到美国，在美国发扬光大，而后再流传到世界各地。而彼时的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自然也不能自外于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时期的“文化热”“译介热”，固然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话语有关，但它首先是国内为追求“现代化”的结果。90年代以来，西方“后学”理论又通过美国的学术中介在中国广泛传播。由此，80年代以西方启蒙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反思被迅速取代。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跟西方‘后学’接轨，似乎中国也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后现代’。另一方面，如李泽厚所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科建设的需求，学术论文生产线的出现、项目驱动型而非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方向，成为今天中国的学术现状，亦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大背景、大环境。”[1]追求时髦的理论，以及对理论的狂热心态，不仅神化了理论本身，而且导致自身失去了主体性的理论话语，从而沦为西方理论话语的试验场和佐证材料。而在日趋产业化、市场化的文化飓风的冲击下，“社会文化猝然发生断裂，脱出原有体制轨道的由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理论界集体的‘失语症’，反映着作为‘后发展’国家新兴思想理论自身的基础性震荡和实质性革新。”[2]毋庸讳言，“失语症”这一术语从心理学到文艺理论话语的移植、运用，凸显出20世纪后期中国的文化症候——某种话语危机感。对此，有论者指出，“对于强势话语的危机感，直观地来自于语言本身的危机，最初由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语言文化逆差所引发，衍生为一种对于失去本土言说能力的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3]而实际上，这种焦虑根源于晚清以来引入译介西方文化所引发的本土文化挤压与不适感。中国自近代以来，“体用之辨”与“古今中西”之争相互交织，究其本质也都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体现。② 世纪之交，国内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展开对西方理论的反思，显然也是基于某种学术共识。然而，不论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外来之间，总能窥见文化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幻影与文化悲情。诚如刘康所言，“中国的焦虑的负担和承载，却远远超出了文艺自身。中国的焦虑乃是民族与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焦虑，是后发现代性的焦虑，是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如影随形的焦虑。”[4]难道我们就只能在焦虑、抵抗、犹疑的怪圈里徘徊吗?在新近的研究动态中，谢建华从“媒介特异性”与“文化特异性”两个层面，重审中国电影理论的民族化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答案。谢文直言，“旅行是理论的宿命，也是知识生产的驱动力。思想的全球旅行现象，本质是人在游牧过程中，因应异质性的政治、社会、历史、价值观和人类经验压力，对相同问题的创造性诠释。”[5]由此，我们就能找到一条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通路。近年来，王宁、刘康、朱立元、曾军等学者合作，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展开讨论。他们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就此而言，“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然后经过中国学者的接受和改造，又反过来对西方的理论进行重建，这样便使得这种理论已经不仅是西方的，而且是世界性的。”[6] 毋庸讳言，对理论的反思、重构乃至于理论危机的讨论，都使我们重新探访80年代成为必要。萨义德关于“理论旅行”问题的探讨，也为我们从元理论、元批评层面反思理论提供了启示。电影工业美学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电影工业生产实践等诸多问题的总结，其理论资源及理论的生成发展不仅吸收借鉴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实践原则，体现出中西方理论实践的某种他域互通；而且立足中国实际，彰显出中国电影学者的理论自觉。时至今日，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倡导已持续近五年，其理论的扩容与知识的再生产亦显示出它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潜力。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电影理论的视域下，对电影工业美学进行知识考古与历史化，一方面可以发掘其理论生成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能为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创新提供某种启示。 二、“美学热”“文化热”下的观念转型与电影工业美学的生成发展 元批评是关于批评的批评，它是对理论本身的批判与反思。“元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批评(或理论)实践作症候式阅读，探究与重构其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的情景或语境。”[7]当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将目光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我们便会发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美学热”“文化热”恰恰是今天诸多问题的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