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1]17-18。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重视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维度。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从“五位一体”总布局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文明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性标志。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精神文明本身就朝向清晰的目标发展，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长期具体实践实现与物质富裕相协调的精神富有，最终指向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2，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起着重要的制约决定作用，为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反过来，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起着一定的反作用，能够为物质文明提供重要支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3]691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统一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物质层面极其丰富的硬实力，也要有精神层面极其富足的软实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精神富有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呼应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召唤。那么，何为精神富有？精神富有的逻辑理路从何而来？如何深刻理解精神富有的内涵特征？新时代如何实现精神富有？从学术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梳理，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下理论与政策的双重诉求。 当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针对“精神富有”的内涵界定作出探讨，如：陈雪珍指出，“精神富有是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知识水平、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明和谐等精神方面的意愿与追求，并在此过程中创造精神财富，获得精神满足与享受”[4]42-44。邢乐勤等将精神富有定义为：主体(包括个人、社会等)基于一定社会物质基础之上，能够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中，具有良好的创造精神财富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获得精神财富后的满足和享受的精神状态[5]107-112。由此可见，精神富有的主体不单指具有良好素养的个体，也涵盖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主体拥有精神富有不仅包括其获得精神财富后的满足和享受，也包括其创造精神财富的能力和意愿。 一、精神富有的逻辑理路 精神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6]96这里所说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指的就是相对于物质追求的人的精神活动的解放。这意味着，对于精神的强调是关乎人的根本性问题。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精神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实现精神富有的不断探索形成了层次多样的逻辑理路，厘清并把握这些逻辑理路，对于新时代深化精神富有的认识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一)精神富有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精神文明的研究并不只是当代命题，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十分重视人类精神的作用，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存在着内在的同构性特征，因此对精神富有的理解与把握，必然要追溯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精神修养。大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综合体，儒家思想基本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貌。儒家思想基于伦理与道德，高度重视个人的修养，比如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提出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正是把修养自我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理论基点，而这里面的“修己”，主要指向的是个体精神层面的修养。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大学》中勾勒了平天下的逻辑线条：“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起点就在于以主观精神“格物”，深刻阐释了“外王”首要“内圣”的必然性，也就是注重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此外，老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等，都是从个体精神方面来谈个体的自我修养。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民族精神的塑造。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内涵丰富、价值深远的民族精神。陆游《病起书怀》中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精神，到今天依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的正是民族精神中革故鼎新的奋进激情和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论语·里仁》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强调的义利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下，对如何处理“义利关系”有着非常鲜明的指导性作用，是以经济伦理观点来规范市场范域行为准则的重要精神资源。这些思想和观念都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又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