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3)03-0161-07 在全球化日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语境的今天，人口流动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日渐得到重视，尤其以国际间移民的研究为典型。不过，这项研究长期“受人口统计学家主导”，而“社会学之关切，往往聚焦于新移民的调适与同化”，“往往从功能主义或发展主义的角度，假设迁移能够平衡资源与劳动力的需求，有利于输出地与接收地双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开始兴起，即“将移出与迁入的过程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之中，显示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互关联的一部分。这一取向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贡献在于将许多形式的人口流动视为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下的产物”[1]。事实上，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样也伴随着人口在城乡间的大规模迁徙和流动，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中多有显现。若以这一视角来考察中国电影所表现的城乡关系，当对其有新的理解。 前言：以“物”为分界的影像生活美学 城乡之间本是社会地理学上的空间关系，但现象学告诉我们，所谓“空间”就是“开放诸位置”以供物显现自身和人的栖居。在诸位置中，“物得以依其各自的何所向并从这种何所向而来相互归属”。先哲海德格尔曾特意提醒道：“我们必得学会识别，物本身就是诸位置。”这就是说，物构成了除“空虚”之外的空间，而空间可以通过物来确认。物与空间(诸位置)的关系在于，前者占据了后者并据以形成一套“空间设置”，通过“容纳”和“安置”来调控物的显现与人的栖居[2]。以此来考察电影中的城市生活，空间话题就转化成了“物”的差异。 就城—乡关系而言，城市意味着物的生产，它“是产品和物品的总集所占有的一般场所，也是这些物品的子集”[3]。而作为城市的对立面，乡村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则表现为物的丧失和匮乏。换言之，资本主义秩序君临城—乡所带来的物的效果是迥异的。①这在经济学上可以简单转化为城乡居民收入值。 另一个与人口城乡流动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于生育政策和传统观念，中国乡村人口出生率远高于城市；这就意味着城市化率的提升基本等同于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学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而我国的研究也同样证明“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4]。这就是说，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朝着物的丰盈方向“进军”的；而人口越往城市流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如文后图所示)。②因此，城市化率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暗示了物在城市的日趋繁盛及其在乡村的日益凋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尤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的城市化率也说明了城市生活的繁盛与乡村物的凋零。 如果以中国城市电影为例，不同阶段的电影中的“物”之表现，可以显现出不同的城市生活经验及其文化特征。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上影坛的第六代导演为中心，可以看出城市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头十年”三个阶段中的不同变化。这一变化打破了城市生活的既有节奏，使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成为一种无从迁徙的共时性“震动”。 一、流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进城故事——以《二嫫》等为例 “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自《陈奂生上城》(1982)开始就被新时期文艺反复演绎，在第六代导演之前已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城乡二元”的影像叙事手法[5]。城乡在“物”的层面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空间：城市是物质的丰盈与新潮，乡村是物质的匮乏与落后。尽管两者间有着明显的层级关系，但这组对立的空间却以道路(公路、铁路、轮渡等)为纽带而相连，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经由道路而通往城市，又可以由城市退回农村，形成了一个进退有据的差序结构。 第五代导演周晓文《二嫫》(1994)③中，“物”就是区隔城—乡二元生活空间的关键元素：城市以电视机为中心，点缀着白衬衫、防皱霜、文胸等表征现代的“物”，乡村则是二嫫手工制作的麻花面、筐和暗示她丈夫老村长性功能缺损的药、擀面杖等。麻花面在城里卖得快，制作麻花面的手艺能给二嫫在“国际大饭店”找到一份挣钱多的工作，就连筐在城里的价钱也比农村供销社收购价高出不少；更遑论在县城还可以卖血。二嫫当然是被这些物(钱)吸引进城的，但她的愿望却很简单，就是把全县最大的电视买回家。为此，她甚至“忤逆”了丈夫延续“祖祖辈辈有钱了就盖房”的传统观念。这一看似物质欲望的背后却是一套身体和物质相纠葛的情感逻辑——因为丈夫腰痛，她被邻居秀儿他妈讥为“守活寡”；儿子小虎更是被秀儿家的电视吸引，总去她家看电视。因此，二嫫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城里最大的电视买回家来，以全其颜面。这是一套典型的在物质匮乏语境中所产生的乡村情感逻辑。然而，尽管城—乡对立如此明显，但《二嫫》并没有叙说进城者在城市安居落户的愿望。相反，城和乡在电影中都被表现为有缺陷的空间。城市里有“婊子后边跟着地痞”的诈骗、会压断人手的和面机，以及流传着她被秀儿他爹“养着”的闲言碎语；而在农村，不但没有象征现代生活的物，还有一个同样使二嫫蒙羞的、在身份(下台村长)和身体(腰痛)上双重去势的丈夫。因此，相比城、乡这两处都不如意的生活空间，那辆比城里人的轿车差、比乡下人的驴车好的“破卡车”和连接城乡的那条公路成了二嫫唯一能暂时舒心且得以自由流动的空间，她与秀儿他爸在车里发生了关系。在第六代导演之前，这种进城、返乡前后相继的叙事让进城者在镜头中进行着城—乡之间的“流动”，城市不是理想的、更非必然的归宿，他们仍有农村可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