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3.02.13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备受关注的核心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是因为中国在人口结构、发展历程、文化特质、政治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得很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必须充分立足中国实际、依托中国话语、施展中国智慧。中国职业教育如何发展正是万千“中国式问题”中的一个。职业教育现代化在不同区域内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决定这种异质性的主要因素在于各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阶段性任务不同，不同的基础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资源不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需求也不同[1]。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生均经费、内涵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所处的社会生态已经和先前大有不同，国外经验和已有发展基础难以提供有效支撑，一些新思想、新理念、新现象也需要新的逻辑和新的理论阐释。职业教育现代化开始步入“中国式”发展阶段，需要描绘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图景。 一、从“职业教育现代化”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 (一)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已有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数以亿计的职业院校学生在接受了基本的职业知识、掌握了基本的职业技能后走向生产服务一线，有效支撑起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从多方面加速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即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这一关键举措，破除了过去将职业教育视为层次教育的政策定位、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是全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的一次“思想解放”，为后续职业教育的发展扫清了理念和制度障碍。此外，近十年来职业教育进一步完善了标准化治理模式，形成了包括国家教学标准、中高职学校设置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校长专业标准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2]。二是硬件建设的现代化。2020年，全国职业教育总投入突破5000亿元。高地建设、“双高计划”、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带动几千亿地方经费和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3]。财政经费占我国中职和高职教育经费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89％和69％[4]，中高职生均经费制度建立并完善，中高职院校的办学硬件水平逐年提升。三是内涵建设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三教”改革、现代学徒制试点、新形态教材改革等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培养改革项目，进一步推进了能力本位、理实一体、行动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四是对外交往的现代化。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与23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建成25个鲁班工坊，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设了“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与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1000多个，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有1000多项、课程标准有6000多项、专业课程有2000多门[5]。 十年来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缓解了职业教育大而不强、优而不特的发展矛盾，实现了从学习到转化，再到创新和输出的新阶段。尤其是2021年“建设技能型社会”目标的提出，将职业教育的发展嵌入到了社会改革层面，形成了社会各界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的新局面，夯实了迈向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 (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意涵 尽管过去十年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成果斐然，但一个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即中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应走向何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职业教育资源、经验和模式，推动了职业教育走出“复制普通教育”的发展困境。然而当职业教育开始探索独立发展道路时，“舶来品”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就有了限度。如“现代学徒制”在自由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和走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是否行得通?德国引以为傲的“双元制”为何难以在我国广泛推行?我国为什么要走初中后分流的道路，且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本科教育应如何定位?这些现实问题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性，也意味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应聚焦本土问题、立足本土实践、生发本土理论、建构本土话语，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指的是基于职业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立足中国发展需求和本土实践，探索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要充分解构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中国问题、中国环境和中国目标。 1.体制机制特色。与诸多西方国家的治理体制不同，我国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均是在政府的强势主导下发展的，表现在公办职业学校在所有职业学校中占绝对主体地位，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学校治理架构对标政府内部的科层制设计，学校领导通常由政府任命等。这源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在政府统筹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学校这一专业化教育组织为基础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和制度，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主力军。作为受政府主导的专业化教育组织，学校能高效地执行政府的政策，大规模、高质量地向市场提供技术技能人才，确保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然，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排除市场的参与。在政府的协调和统筹下，市场主体凭借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有序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了“政府搭台、校企唱戏、优胜劣汰”的校企合作良性竞争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