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23)02-0061-10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3.02.005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复杂因素的时代交叠，香港电影的中国故事并不好讲。作家也斯曾感慨良多地深问：“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1]学者吕大乐无奈地回应：“香港故事不好说，一言难尽。”[2]回归之前，香港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流浪儿，与祖国母亲相生相望，却因种种外力难以相亲，异邦他国的治理裹挟着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政治博弈一度模糊了香港的身份主体，使港人言说本土故事和发出中国声音时，难以着力与落地。 尽管如此，在充满疏离况味的“夹缝性”中，香港电影从中华文化中获得激扬，游刃有余于中西文化之间，探索实践“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视听形式创新、叙事元素重组、类型电影生产和主题意旨凝练，实现了反向的文化自证。回归之后，政策引导、类型融合、人才交流和文化延伸多措并举，香港电影呈现出丰富多元、活力四射的文化样态，民族意识和国家站位愈发凸显，尤其通过合拍框架下的两地合作，完成了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银幕叙述和文化记忆的共同生产。 一、香港电影的镜鉴现实与形式革新 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民族危亡、社会变革、伦理消解等诸多颓局，中国电影整体发生转向。是时，大批从电影中心的上海南下香港的优秀影人将“以文载道”转化为“以影载道”，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根基，创作出表达传统伦理、唤醒爱国意识的如林佳作。已故的香港著名学者林年同致力于探询中国电影的民族学派与香港电影的本土特性，巧妙地以古典美学理论入手，深入建构其独特的中国电影美学体系，提出了“镜游”理论，并出版专著《镜游》(后来补充修订版改名为《中国电影美学》)，并重点以“镜鉴”“游观”两个层面，独到阐述了香港电影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多重关系，实际上正好对应了香港电影内容与形式的传承与创新。 “镜鉴”意指中国电影的影像性质，电影镜头呈现的影像是“现实世界在胶片的画格上造影”，[3]114这与“鉴”字的本义——镜子相通。电影通过影像构成的银幕空间，与现实的空间之间具有一种“镜照的关系”，电影与现实之间虚实相映，又构成某种辩证的影像记录与意识制造。因而“中国电影的影像世界是一个让观众鉴照省察的镜像世界，是一种带有教化性质的电影”，[3]114这种镜鉴电影观，同时呈现在中国电影的内容创作和影像空间生产中。 (一)镜鉴现实：伦理教化与进步电影创作 从内容题材与叙事创作来审视，香港电影的产生、发展与内地有着紧密的关系，不仅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呼应着内地不断演变的社会现实与民族文化，而且主要的类型、美学与潮流多来自内地电影或受到内地电影的深刻影响。在内地左翼进步电影人南下的影响与引领下，面对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香港电影积极推进进步电影创作，呈现出道德教化与爱国教育并重的繁荣态势。据不完全统计，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香港电影“剧情片生产的数量便由1936年的49部，增加至1937年的85部，1939年再激增到125部”。[4]134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借助内地电影人在香港的创作延伸，兴起了两次“电影清洁运动”，号召全体影人拍摄以“发扬民族精神”“传达人类感情与意念”为宗旨的优质电影，以此广泛启迪民智，抵抗外来侵略，摒弃市面上神怪乱行、封建迷信等糟粕内容。 伦理片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类型，悲欢离合的家庭故事与影像空间成为承载时代与个体的重要方式。1934年香港第一部伦理片《难兄》(1934，赵树燊)，通过被人收养、学医归来的继子以德报怨救治继母的故事，凸显了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主旨，奠定了香港电影的伦理模式与主题内核。在导人向善的母题中，香港电影道德教化的内涵丰富多元，分化出了家庭伦理和社会教育的子项。既有《泣荆花》(1934，邵醉翁)、《野花香》(1934，苏怡)等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善警世电影，也有《广州一妇人》(1936，邵醉翁)、《慈母泪》(1938，赵树燊)等将传统家庭作为叙事核心的伦理教化电影，同时还有《半开玫瑰》(1935，麦啸霞)、《人海泪痕》(1940，李铁)等以社会现实切入来实施道德教化的作品。这一时期，香港电影传承发扬了内地电影文艺言说、主题教化、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 爱国题材电影，同样是香港对祖国命运与内地潮流的及时回应，也是香港电影镜鉴现实、反映民生的重要内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地人涌入香港。“以前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一下子变成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场所、左右两派的战略重心、商业和文化活动的聚集地”，“香港顿时成为祖国战略上和文化上的命脉”。[4]129正如作家陈以万是时所言，当“法西斯分子高喊‘以战争对抗艺术’，我们则要高喊‘以艺术对抗战争，予以反击’”。[4]132香港电影工作者成立“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等团体，在1935年至1941年香港沦陷期间共拍摄了70多部抗日爱国电影，创造了香港电影史上空前的爱国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