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23)02-0050-11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3.02.004 从1913年的《庄子试妻》开始，香港电影已走过一百多年的漫长历史，但从文化意义上看，香港电影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概念，[1]而是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逐渐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身份，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从“香港的中国电影”到“中国的香港电影”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国语片便一直占据着香港地区电影的主流位置，具有代表性的邵氏、电懋的国语片在60年代达到了高峰，此阶段香港出品的绝大部分电影在内容和创作方法上都与上海电影传统保持着紧密联系，中国主流文化的理念仍然是香港电影的主体表达，是在香港地区拍摄的中国电影。第二个阶段始自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建构香港文化的独特性，再加上同时期香港经济的起飞，本土意识进一步加强，这些推动了香港电影对本土人文风貌的重视和描摹，文化意义上的“香港电影”日益凸显，粤语片随之成为主流。但中国人始终是香港社会的主要群体，香港文化在审美意识和心理结构上依然和中国文化传统保持着深层次的同构，形成了浸润着中华文化血脉的、带有地域特色的香港电影，成为中国多元电影文化的一支，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香港电影称之为“中国的香港电影”。 从香港电影的美学形态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与香港电影的娱乐意识共同促成了香港电影独特的艺术品格，并借助电影的影像、声音等元素，“保存、更新并创造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中华民族性”，[2]彰显着香港人对中华民族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试图从价值取向、影像美学和声音符号三个维度探究中华文化是如何浸润在香港电影的历史脉络中，形成了兼具娱乐性与文化特色的香港电影美学，以此梳理香港电影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艺术风格。 一、世俗精神：以人为本的入世情怀 在以大量内地移民为主体的早期香港社会中，强调世俗精神的岭南文化和崇尚伦理亲情的儒家思想是奠定香港文化的重要根基，这也印证出“香港电影文化的根，仍然是中国文化”，[3]这种意涵在不同时期的香港环境中不断被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最终形成了香港电影在价值上重视惩恶扬善的文化导向，内容上关注勉力向上的平民精神，强调人伦亲情的人本观念，这些特色逐渐构成了“港味”电影美学的核心要素，并在价值意识、叙事方法和内容表达上为香港电影赋予了一层浓郁的人文色彩。 (一)“导人向善”的主流意识 电影这一媒介形式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已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归属和体认”，[4]显示出浓厚的改良教化价值取向。早期香港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分支，也同样沿袭着这一路径。黎民伟便秉持着“文以载道”的艺术观，以《庄子试妻》开始了香港本土电影的最初尝试。此后拍摄的《胭脂》《从军梦》《金钱孽》等影片，也都体现出与内地电影人共通的改良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伦理警示意识。尽管因为经营不善，民新公司很快没落，但其导人向善的教化传统依然贯穿在之后几十年的香港电影中。 20世纪30年代初，“联华港厂”秉持罗明佑提出的“提倡艺术，宣传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方针，拍摄了《铁骨兰心》《古寺鹃声》《夜半枪声》《暗室明珠》四部故事片，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劝善警示的教化主题。随后，进入有声电影时期的香港电影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繁荣时期，此时的上海天一公司在《白金龙》的影响下，由邵醉翁在香港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香港分厂，拍摄了一批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粤语片。赵树燊成立的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则由关文清主导拍摄了不少爱国题材电影，延续着黎民伟遵循的“爱国救命”的教化主旨。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香港电影界还发动了三次电影清洁运动，尽管在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未能产生广泛的回应，但依然反映了在内地电影影响下，香港电影人试图利用电影来改良文化的追求和社会责任感，使粤语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地电影的“进步意识”保持了精神上的一致性。 随着局势的变化，战后不少南下影人在创作上不得不让位于娱乐本位的观念，但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这些影人却表现出主动性的追随，许多电影借由“劝善”意识的传达试图契合大众的文化心理。如朱石麟拍摄的《水火之间》，便凭借香港社会在战后突出的住房问题，辛辣地指出人性的自私自利，最后则借由底层间的互助表达出具有左翼色彩的“劝善”意识。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黄飞鸿》系列电影，通过对儒家意识的注入，将传统武侠电影中的草莽英雄改造为具备传统仁义道德观念的侠义形象，该系列的成功彰显出儒家文化对香港民众的深层吸引力。 20世纪60年代后，香港电影进一步转向娱乐化的创作路线，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东西文明的交汇和碰撞下，许多香港电影人依旧借由“同情普罗大众，惩恶扬善，行侠仗义”等叙述方式作为坚守香港本土价值观的立足点，[5]延续着“导人向善”的港式人文理念。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中，不少主人公仍然秉持着行侠仗义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对传统武侠片的精神延续。作为对武侠片的改造和传承，动作电影则融入了更多的港人意识和现代观念，如成龙主演的一系列电影，将现代都市中的法治观念与侠义精神进行嫁接，并借由警察的身份给予惩恶扬善这一传统道德观念以法治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