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23)01-0072-08 doi：10.14003/j.cnki.mzysyj.2023.01.8 在电影学界倡导“中国学派”之时，从事西方电影研究的学者，能从什么角度参与其“中国特色”的建设?中国学者围绕西方电影理论进行的学术生产，从哪个角度可以纳入“中国电影学派”的内容?进行这样的追问是为了建构一种开放、多元、富有当代性的中国电影学术体制。如果这样的体制想要健全、进步、有引领性和充满魅力——归根到底必须是包容的，而不是对抗的；这个体制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单边的。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不能源于单一的文化，不能仅存在封闭的语言，更不能只适用于中国的电影世界，它应该可以为世界电影研究提供独特而普遍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一种深沉有力的声音和一种与西方学术话语有着差异性的学术见解。 当我们探讨“什么是中国电影的本质”“什么是中国电影理论固有的、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特色”，以及“与西方电影理论相比，中国电影的创作有哪些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美学特质”等问题时，这些追问都可以归于电影理论的“中国性”问题，而关于“电影理论的中国性”的争论，实际上可被纳入中国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体用之争”。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从“体用之争”的角度来重新定位电影理论的中国性方向和价值。当然，今天我们重提“体用”，必须澄清其含义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解读是不同的。“体用之辨”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从魏晋时期作为独立的范畴被思想家们并置讨论，到宋明理学发展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思想的本体论，再到清末民初延伸为面对外来文化而选择的救世道路，“体用”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同时期“体”“用”的含义，已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语境。 一、从“体用之辨”到“中体西用” “体”与“用”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就被提出来了。《论语》中就提到了“本”“用”的概念。①早在东汉时期，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就有“内体”和“外用”对举、以“用”为外学、以“体”治心、以“用”治事的学说。到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已经“体”“用”并论，如：“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②魏晋时期，“体用之学”逐渐在玄学和佛学中清晰起来，汤用彤曾认为，“魏晋以讫南北朝，中华学术界异说繁兴，争论杂出，其表面上虽非常复杂，但其所争论实不离体用观念。而玄学、佛学同主贵无贱有。以无为本，以万有为末。本末即谓体用……”③汤先生所谓“本末即为体用”，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的“体用之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各家理论都把“体用”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本体与表象之间的关系。 “体用之学”在宋明理学中发展成为一种关于世界本体的系统学问，许多哲学家如程颐、朱熹等人，他们用“体用”的理论阐述本末、微显等关系，关于“体用”的探讨便进入了中国思想的核心。最早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是程颐的《易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熹承接了程颐的观念，继续强调“体用是两物而不相离，故可以言一源”④的理念，他经常用“体”“用”的概念展开思想论述，让“体用之学”日益丰富起来。朱熹把“体用”理解为宇宙运行规律的两种表达，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本末”的等级关系，而是同源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用“体用说”来解释“仁”，提出——仁为性，是未发，是“体”；而爱是已发，是“用”： “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则发于用。性者指其未发，故曰“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曰“爱者仁之用”。⑤ 朱熹以“体用”关系阐述仁和爱表达的不同过程和阶段，强调“体用一源”即二者有着共同的源头，而且二者不可分割，意即“体用”不可分开讨论。但他不强调“体用说”的适用范围；也不强调“体用之学”的思考对象是来自中原还是西域；也不追问“体用之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何为“体”?何为“用”?朱熹将其阐释为一整套认识世界和宇宙万物基本规律的学问，一种关于世界根本运行规律、基本特征的学说。在朱熹这里，“体”“用”是两种形态或两个过程，并不存在其中一个决定另一个的关系。但到了清代，对“体”“用”的阐释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用“体用之学”来评估“中西之争”的，就是清末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成为应对外来文化冲击和异域文化冲撞的思想流派，洋务派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提出了改良主张。在洋务派的主张中，开始用“体用关系”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即用一种源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方法应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外来文化冲击。 在洋务运动时期，“体用”与“中西”的关系并不统一。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并非大家熟知的张之洞的《劝学篇》和《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许多洋务派人士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一说是翻译家和新闻人沈毓桂(1807-1907年)，最早在1895年4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沈毓桂曾翻译过培根的《新工具》，他虽然主张“中体西用”，但认为中西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因此求得真理不必区分中西。另一位代表人物孙家鼐(1827-1909年)1896年讨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时，说道：“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摺》)孙家鼐的“体用”与“中西”的划分，显然是在一种关于教育和知识区分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洋务派早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多数知识分子从教育和知识分类的角度，上升到评估中西方思想的模式，而最初的“西”是指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而“中”是儒家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