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23)01-0126-08 电影诞生后，一直与伦理有着密切关系。如美国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对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关系及其对黑人的影响的解释，引起了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争议，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出版了小册子《与邪恶的电影抗争》，直指这一问题，这是较早的关于电影与伦理道德的讨论。但早期西方学者更多关注“电影作为娱乐还是艺术”的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影伦理问题才逐渐受到关注，如让-吕克·戈达尔在1959年指出“跟拍是个道德问题”，这成为关于电影伦理的经典论述。21世纪后，西方学者开始系统研究电影伦理学，如莎拉·库珀的《无私的电影院?伦理与法国纪录片》(2006)、简·史达德勒的《“聚焦”：主体间体验，叙事电影和伦理学》(2008)、丽莎·唐宁与莉比·萨克斯顿的《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2019)等著作陆续出版，逐渐形成西方电影伦理研究体系。 我国的电影伦理研究起步较早。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在110多年的电影生产和传播实践中，我国的电影一直深受伦理文化的浸润和影响，诞生了《孤儿救祖记》(1923)、《姊妹花》(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牧马人》(1982)、《唐山大地震》(2010)、《流浪地球》(2019)、《奇迹·笨小孩》(2022)等大量涉及伦理内容和话题的电影佳作。在电影伦理研究方面，自1921年起，学界开始了以“伦理批评模式”为主要方法的电影批评活动，至今仍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近些年在“市场迎合主义”“超稳定美学”影响下，电影创作和生产逐利欲望膨胀，具体表现为部分影片“‘浅智化’及人文关怀意识淡漠、暴力冲动与性泛滥、历史误读与英雄消解”[1]72。电影伦理问题备受关注，学界和业界关于重构电影伦理生态的呼声很高，中国电影伦理学也应运而生。 在顺应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伦理学派的构想被提出来。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不能脱离中国电影的生产和研究实际，应当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汲取有效经验，打造学派的民族性和审美性等特质。中国电影伦理学派是在电影伦理学得到确立后提出的构想，旨在打造电影伦理“产业—学术—美学”共同体，构建具有含蓄性、人伦性、民族性的电影伦理生态。本文力图在梳理电影伦理批评路径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思考电影伦理学与中国电影伦理学派应如何进一步推进研究与构建学理路径的问题。 一、电影伦理学：从批评模式到新兴学科的史学路径 我国的电影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伦理批评及相应的“伦理批评模式”。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批评史》中系统梳理了我国电影批评史，将其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中国电影的社会学批评时期(1921-1985)、中国电影的本体批评时期(1985-1989)、中国电影的文化批评时期(1989-2000)。由于不同时期的电影有不同的伦理特性，不同时期的电影批评也具有不同的伦理表征。在电影伦理学诞生之前，电影伦理批评长期占据电影伦理研究的主导地位。 (一)电影伦理的社会批评(1921-1985) 自1921年起，《影戏丛报》《影戏杂志》《电影周刊》等电影刊物纷纷出现，众多批评实践催生了伦理批评模式。总体而言，电影的伦理批评是“以评判影片的伦理道德内容为主要目的，并主要以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为批评标准，主题印象和技巧点评为主要批评方式的电影批评模式”[2]30。如阮毅成认为“影戏对于一般人的影响，道德方面较之智识方面似乎更多”[2]54，这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影评观点。伦理批评模式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的“影戏观”密切相关。“影戏观”传承了我国传统戏剧的道德教化功能，与“文以载道”相呼应。同时，这一模式对我国电影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电影的道德批评成为一种沿袭至今的批评方式。“不同的是各个时期依据的道德标准各有不同，如封建道德、阶级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资本主义道德等等，且批评的内容、方法、形式越来越精致，如针对某个导演的道德批评、伦理情节剧的批评等等。”[3]41电影的伦理道德批评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学者总是以现实的、在当时看来完全正确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评判电影的价值，或呼吁电影在什么样的时代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道德价值。 “在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试图引导电影初步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观；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批评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批评标准宣传抗战、鼓动民众；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批评倡导民主与自由思想；‘十七年’中国电影批评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4]75到了电影的大批判时期(1966-1976)，电影批评被迫成为罪恶的代名词，沦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丧失了本该具备的特质和精神。电影的社会功利批评时期(1976-1985)是电影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电影批评在‘争鸣’和‘探索’中正视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高扬人情和人性的功能，坚持求真、求善、求美的批评标准”[2]398。这一阶段的电影批评总体而言是重视道德价值的社会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