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主流纪录片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J9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2023)01-0088-0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这意味着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更好地树立和展现大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是中国主流纪录片创作与发展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作为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艺术样式之一，中国主流纪录片担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研究中国主流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策略，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背景与趋势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创作呈现出繁荣和发展之势，主要表现为：第一，纪录片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政策上保障了纪录片创作及产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创作及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其投入、产出和国际传播影响力都在逐年增加。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5年中国纪录片总投入为30.24亿元，2019年总投入提升至50.36亿元，5年间增加了1.5倍多。第二，新媒体行业对纪录片生产呈现积极参与的发展态势。2015年新媒体投入纪录片创作的总资金只有2亿元，而2019年则发展至13亿元，并在国内相关投入主体中跃居第二位(以上相关数据，均可详见表1)。第三，不少民营影视公司在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方面表现活跃，经济投入和制作数量都逐年增加。“2010年，中国民营纪录片公司的纪录片总时长约2511小时，制作量仅次于中央电视台，居于第二位。”[2]与此同时，“纪录片价格从每分钟30—50元提升为100—200元，甚至有些影片价格超过了200元。”[3]较大的盈利空间成为民营公司进军这一市场的直接驱动力，大量社会资金的流入使纪录片创作及传播快速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

      

      在中国纪录片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主流纪录片创作不仅独领风骚，而且在国际传播方面呈现出十分可喜的发展态势。2011年，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使中国的国家新形象直观、立体地展现在美国观众面前。此后，《中华功夫》《大国和谐》等一大批直接展现国家形象的外宣纪录片应运而生。2017年，《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更是在美国探索频道亚太电视网首播。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全面、系统讲述中国领导人的作品，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年，“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在北京成立，由联盟主办的《丝路时间》在全球21家境外主流电视媒体亮相，覆盖亚、欧、非、南美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亿多受众。[6](114)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大量展现中华文化的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得到青睐。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在海外首轮发行额即达到35万美元，创造了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单集最高的好成绩。[9]2017年中美合拍的《我们诞生在中国》在美国上映，成为年度纪录片票房冠军。此外，像《中国美》《长城》《鸟瞰中国》《极致中国》《佳节》《中国的宝藏》等主流纪录片，都在国际传播中很好地塑造了中国形象，同时也使中华文化的魅力得以彰显。随着中国步入第二个百年奋斗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将中国自身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声音和实践，更好地通过主流纪录片进行及时有效的传播，是当代中国主流纪录片创作的历史责任和时代命题。

      二、主体与客体：国际视野下的叙事与接受

      纪录片的创作者通过“叙事”与受众进行沟通和对话。“叙事(narrative)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往往被等同为‘讲故事’。”[10]实际上，故事的叙述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主要是以“事件”为中心，其中“事件”还包含起因、经过(冲突)、结果等基本结构。“新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11]在这一点上，部分纪录片创作者和史学家的工作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历史资料中“发现”故事，这个“发现”的过程也就是叙述者(主体)对故事的建构过程，如何建构出能被受众(客体)接受的故事，是纪录片创作者叙事艺术水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