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思想，内容很丰富，涉及到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有三条： 第一，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中要起到前沿、窗口的作用。经济特区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产物。经济特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与国际经济接轨，对我国的对外开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特区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放，不是收。他鼓励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大胆地干，大胆地闯。经济特区能否发展，首先要看能否在对外开放中有所作为，有新的贡献。 第二，在实行“一国两制”、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我国的经济特区主要选择在沿海地区，这同我国有港、澳、台的特殊国情密不可分。邓小平寄希望于经济特区的建立发展能够为实现“一国两制”、祖国和平统一作出特殊贡献。例如，邓小平同志几次谈到海南岛时，都谈到了台湾的情况。正是由此，邓小平提出，海南岛发展起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经济特区的“了不起”，就是因为它在与港、澳、台的联系与合作中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特殊作用。香港回归祖国，成功地实行“一国两制”，经济特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特区的重要作用，就是要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用“一国两制”原则实行祖国和平统一继续发挥特殊作用。 第三，在改革方面经济特区要敢闯、敢试，真正起到先行试验的作用。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鼓励经济特区在改革中要敢于“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中要“敢冒”、“敢闯”，并对经济特区的改革试验给予坚决支持。目前，我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某些重大改革问题仍然需要经济特区先行试验。按照邓小平“敢冒”、“敢闯”的要求，经济特区的改革应迈开更大步子。 党的十五大对经济特区提出了增创新优势的要求。经济特区如何增创新优势，从根本来说，是要以邓小平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本文结合经济特区发展的新情况，以邓小平上述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思想为主线，研究经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问题。 一、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经济特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产物，服务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全局。应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大趋势来研究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现在经济特区面临的形势与前几年大不相同，有些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1.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个大趋势，而且发展势头很猛。 这个趋势重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20世纪初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20%，而70年代到90 年代已达到60—70%，预计到2000年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至少要达到80%，甚至90%。这个大趋势对我们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我国目前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0%左右。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不提高技术水平，我们的经济就缺少竞争力。当然，我们也应注意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注意不同产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如“三来一补”，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仍有其生命力。但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是决定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是十分紧迫的问题。 第二，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要加快。按照前几年亚太区域首脑商定的时间表，最迟不超过2020年亚太区域将完全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从现在的发展形势看，实际的进程可能要快于这个时间表。因为，最近几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大大加快，并把世界作为自己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舞台。80年代以后，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海外投资在80年代95%还在发达国家中进行，进入90年代以后，有30—36%的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的速度大大推动了世界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这种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越快，代价越小，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就越大。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同时，也快速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全球有4.4万个跨国公司及28万个在国外的附属企业，目前，全世界有1／3的生产总量、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 的世界贸易、75%以上的专利和技术转让来自跨国公司。有人称“90年代是跨国公司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能否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取决于如何与跨国公司打交道，能否把跨国公司引进来，从而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第四，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的开放不可避免，既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世界舞台上进行的，跨国公司要实现全球化的经营，那么以金融、电信为主的服务领域的开放是一定会加快的，否则经济全球化则缺少最重要的条件。去年，江主席访美作了一个重要宣布，中国决定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产品协定，其内容之一是集成电路、电讯设备、计算机等270多个产品到了2000年全部实行零关税。 中国要成为全球化生产线的一部分，就必须实行零关税。否则，2000年以后一些大的电信产业就不可能在中国生产。前不久，国家发布的引进外来投资的 4项决定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有步骤、有控制地开放金融和通讯等领域的试点”。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而作出的重要决定。 2.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经济全球化呈现加快的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开放的再认识。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深入地讨论： 第一，开放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认为开放风险太大，韩国、泰国、印尼就是开放度太大了，引来了危机，因此提出中国应放慢开放的速度。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开放会带来风险，但主要矛盾不在于开放带来的风险，而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是否同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相适应。比如韩国过多限制直接吸引投资，大量借债，导致外债高垒，一旦遭遇国际金融风暴袭击就难免受到冲击。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新加坡、香港受到的冲击较小，就是因为其金融体制、经济结构方面相对健全些。这次危机使人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加强相互合作，形成进一步统一的国际规则，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为防范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再度发生，联合国建议成立世界金融组织，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年多时间，国际间的经济开放大大加快了。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泰国，都提出了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例如韩国，实行了四条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1）将公司的外国股份比例限制取消。（2）对外国投资者全面放开公司债券投资。（3）经监管当局同意，外资可获得银行股份的100%。（4）对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开放。开放有风险，不开放的风险更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动开放。主动开放，并且使经济结构、金融体制适应开放的要求，就会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出了问题被动开放，带来的损害要更大。二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转轨国家，在与国际经济对接的过程中，由于过去封闭所形成的结构性、体制性弊端会逐步暴露出来，因此会不断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以至于各种经济震荡，并由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要加快经济改革，以适应对外开放的大形势。在开放过程中，改革越快，越有利。如果为了避免矛盾和问题，拖延开放进程，倒会由于失去机遇而带来长远性的矛盾和问题，带来更大的痛苦。正是由于正确总结了经验，我国政府最近公布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来投资的若干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