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及其价值实现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以其独特的社会交换机制促进人的积极性发挥，能产生福利供给、社会治理等综合效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2018年，“时间银行”被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试点范围。部分农村地区亦开始积极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如河南新乡、浙江义乌、江西大余、江苏张家港等。在具体实践中，“时间银行”呈现出两种方向：一是“社区货币”，即遵循市场贸易逻辑，将服务时间折换成“货币”，并用来兑换、购买相应的物品；二是“志愿服务”，即遵循公益交换逻辑，以服务来换取服务[1]。然而，从农村实地的调研来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并不必然能带来良好的福利生产和福利价值实现。由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在具体情境中是如何被实践的？面临何种困境？其内在机理是什么？应如何治理？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作为实践中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并不限于技术面向，而要更多关注“时间银行”技术嵌入具体情境的具体可行的实践过程。换言之，要剖析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果呈现，既需要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场域内的激励性、制约性客观条件入手，理解“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活动的结构条件，也需要根植于具体行动过程考察行动者的能动创造与策略行动。因而，需要寻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结构—行动”视角，通过“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立体分析，揭示其运作的内在机理。

       针对“结构—行动”议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2]522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提出“结构二重性”，即结构是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吉登斯[2]52还指出，结构是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行动是行动者对实践事件进程施加影响的连续过程。其中，资源是社会生产与活动的前提条件，可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向经济、设施等物质资源，本质是对自然的支配能力；权威性资源指向情感、权力、社会资本等非物质性资源，本质是对行动者的控制能力。规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一般化的程序[3]。为了便于理解规则，吉登斯以国际象棋对弈规则、公司规章制度以及维特根斯坦著作中数学游戏为例，认为无论是象棋规则、规章制度，还是数字游戏，都可以作为一种行动规则，对人们的行动及其行为起着构成与使动作用。行动者的行动包括反思性监控、理性化认识、动机激发三个方面[4]。通俗来讲，行动者出于某种动机驱动而展开行动，在行动过程中不断保持对行动的理性化认识以及反思性监控，进而建构起行动的意义，采取相应的策略行动来回应实践活动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与其所处的社会时空及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比如按照某种特定的传统(习惯)进行社会交往与活动开展。

       毫无疑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解释行动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创造性活动，以及不同行动者与结构的交互活动所产生的特定结果有很强的解释力。该理论不仅应用于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解释[5]，还可应用于中观的组织行为解释[6]。有学者直接将其应用到老年组织福利生产和再生产中，认为老年人协会对农村潜在资源整合与乡村规则利用在促进互助养老福利生产的同时，还可以连带塑造新的社会网络结构，促进互助养老福利再生产[7]。可见，结构化理论有助于系统理解“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和福利价值输出，为我们分析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过程及其结果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图1)。

      

       图1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构—行动”分析框架

       第一，从结构层面来看，资源与规则构成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结构化条件。与资源的界定相对应，根据不同资源的支配能力差异，我们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涉及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分别操作化为“运作框架”和“组织结构”。运作框架涉及时间账户、时间存单、存时取时三大要素[8]，它们共同作用将互助资源有效转化为互助养老服务递送，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循环通路。组织结构是指不同层级的行动者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安排。通过设置有效的分工协作和共同生产结构体系，有助于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和规避集体行动困境，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良性发展与价值实现。此外，就“规则”而言，不能简单认定成可以张贴或印刷出来的字面条文，也不能单纯从本身内容加以描述或分析，而是结合相关行动或具体情境进行考察。

       第二，从行动层面来看，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涉及的行动者包括管理者、组织者、执行者、互助服务提供者、养老服务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结构化理论指出，行动者的行动过程既受到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和个性特征影响，也受到自身对行动的意义建构影响，它们共同决定着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进而决定着结构效用的发挥。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行动者会形成策略行动，如老年人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互助养老行动；执行者可以选择消极作为(如选择性执行/形式化执行)或积极作为。正是这些策略行动深刻影响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果表达，尤其是当结构无法有效支配行动者的轨迹与方向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果就很可能取决于行动者的策略行动。因而，当我们试图勾勒“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行动者的实践逻辑时，既需要关注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和本身的个性特征，也需要深入考察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以及对行动的理性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