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其主旨可以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指导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和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和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三个方面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 一、西方式现代化批判 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现代化还是非常短暂和局部的现象，在过去两百多年以来仅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从新结构经济学基于禀赋结构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根源于世界各地禀赋结构的差异性，而现代化的本质是改变自身支配社会变迁的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从而引发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安排，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之后的与之相适应的西方上层建筑安排(林毅夫、付才辉，2019，2020)。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引领了世界的现代化，但最初采取的主要手段却是对外发动战争殖民掠夺和对内采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非文明型现代化道路。我国历经百余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七十余年，通过对内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采取和平公平经贸交往，就在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世界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毋庸讳言，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甚至更大众化的现代化观念其实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即便是那些声称竭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家也把世界的现代化等同于欧洲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并把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后的上层建筑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钱乘旦，2015；斯塔夫里阿诺斯，2020)。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世界观的产生和全球性的流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工业革命之后西方长期拥有支配全世界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西方有意打造的极具欺骗性和安抚性的讲述“西方故事”的流行史观、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报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亦步亦趋。例如，欧美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的份额从1750年的不足四分之一飙升到1900年的超过五分之四(艾伦，2015)，但是西方世界在历史叙事和理论构建中却有意掩盖了自身崛起的真实历史(文一，2021)，并傲慢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许多场合下这种信念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早就怀有的基督教优越性的观点(克里斯蒂安，2016)，而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崛起的西方叙事却信以为真，并且亦步亦趋，但邯郸学步的效果甚微(林毅夫，2012；林毅夫、付才辉，2020)。 尽管20世纪以汤恩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为代表的全球史家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并为梳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多样性做出了努力，但由于缺乏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崛起，方家和大众都难逃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陋见，也无力客观地审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源，当然也就无法跳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现代化框架。具有中华文明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理论意义所在(林毅夫，2021)。例如，20世纪刚开始，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八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它们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占到全世界的50.4％。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对应地有一个八国集团①，它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47％，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到了2018年，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降到只有全世界的34.7％。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全世界的3.6％，只有美国的11.8％。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18.5％，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70％。如果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使得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有自信心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参照系首次成为可能(林毅夫，2009，2015)。 (二)现代化的本质并非西方化而是自身的结构转型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西方国家的崛起也只不过是过去两百年来的短暂现象。现代化的概念不应该以西方化范畴来定义②，这种反思虽然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究竟该如何定义现代化却众说纷纭。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转型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与转型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从不同侧面与层面予以了探讨。③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范式，我们主张不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而从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基础(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产业与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金融、教育、政治、文化等)的结构转型来界定自身的现代化，并以相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性质来识别现代社会的性质，即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其本质是否走出前现代化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即大约25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那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生存从环境中收集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即采集活动(克里斯蒂安，2016)。其后，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明了农业，这种由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巨变。④由于各个大陆自然环境的不同，也就是禀赋结构不同，物种的起源不同⑤，对动植物的驯化难易程度不同，就导致了世界各地定居的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不同，从而塑造了多样的古典文明(戴蒙德，2006；汤因比，2019；Mayshar et al.，2022)。然而，由于支配农业的禀赋结构主要是存在上限的自然资源，前现代社会人们所有的努力——努力寻找新的土地资源、努力开发新的农耕技术、努力掌握自然界的新规律等等，虽然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却无法同时改善生活水平，这一支配前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便是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Ashraf and Galor，2011)。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人类现代化之先河(克拉克，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