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东西部地区“人才—交流”联动型协作治理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在从“行政责任主导型”东西部农村扶贫协作向基于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能的“市场激励主导型”东西部乡村振兴协作转换的过程中,人的因素、人才的汇聚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比较收益差异和异质性政策导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矛盾,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丧失了重要主力军。东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人才—交流”联动型协作治理模式围绕产业人才、生态人才、文化人才、组织人才等展开交流协作,有助于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结构性矛盾。通过产业技术人才交流,激活乡村“沉睡”的资源潜力和经济活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通过生态技术人才交流,挖掘乡村独有的生态资源,助推乡村生态振兴;通过文化领域人才交流,打造乡村文化空间场景、塑造乡村文化精神风貌,助推乡村文化振兴;通过党政干部人才交流,提升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业务能力,助推党建引领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振兴东西部地区“人才—交流”联动型协作治理模式造就了一大批“爱三农、懂三农”的人才队伍,带领乡村居民参与到乡村振兴实践中,不断激发乡村居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生动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三)东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中,乡村地域市场空间巨大,乡村振兴大有作为。在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实践中,为对接东西部广阔市场空间,形成了东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东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发展的理念原则,以提升产品品质、拓展产品增值空间为主导目标,通过整合利用东部地区市场空间、消费能力、科学技术等优势,开展产品认证、搭建产品销售平台、签订消费协议等方式,打造乡村产品品牌,拓展产品销售流通渠道,实现“产品—市场”精准对接,带动乡村居民共享“产品—市场”增值收益(见图4)。
图4 东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面向市场需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东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依托东部地区的信息平台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开展西部地区乡村产品认证和宣传,提升农业产品、工业产品、生态产品的品牌效应,增加产品附加值,借助“数字经济”“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拓宽西部乡村产品销售市场,解决产品“生产—消费”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增强乡村居民增收致富带动能力。部分东西部协作省份建立产品销售专柜,使西部地区乡村产品进入东部地区市场,深化了以市场供需导向带动“产品—市场”精准对接的区域协作治理效能。同时,乡村振兴东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不仅打通了现有西部地区乡村产品走向东部地区的市场渠道,而且不断倒逼西部地区乡村产品生产和供给质量提升,极大地改善了东西部协作区域乡村产品消费体系。借助东西部“产品—市场”对接型协作治理模式,可进一步促进东西部地区乡村产品汇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四)东西部地区“资源—互补”开发型协作治理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东西部地区“资源—互补”开发型协作治理模式是基于协作地区既有资源和生态优势,以市场化主导协作区域资源双向互补、要素双向流通,重塑协作地区资源时空结构,促进东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中实现资源均衡性开发利用。乡村振兴东西部地区“资源—互补”开发型协作治理模式以坚持协作地区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理念,通过市场化逻辑建构东西部协作区域联动的资源利用开发统一大市场体系,促进资源优势互补协作,进而实现东西部协作区域各类资源“市场化”链接向“价值化”共享转化(见图5)。
图5 东西部地区“资源—互补”开发型协作治理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市场在“资源—互补”利用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要素流动市场壁垒,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土地资源、生态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等双向流动受阻,制约了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乡村地域空间内部承载的生态资源、人文资源、土地资源囿于市场对接的低效,极大地遮蔽了乡村振兴的特色化资源优势。乡村振兴东西部地区“资源—互补”开发型协作治理模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打破城乡区域间、乡村内部资源利用市场壁垒,推动“西部地区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实现自由流动”[10],深入发掘乡村地域空间上的生态康养、农耕文化等资源的复合价值,促进乡村资源全域整合、多元增值,实现协作地区资源充分利用、高质量互补发展。同时,东西部协作重视以数字资源赋能乡村生态资源、人文资源,促进乡村生态振兴、文化振兴,进而拓展全体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生态体验生活等方面的富裕样态,为感知和体验共同富裕提供多样化生活愉悦。 三、共同富裕导向下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推进策略:理念原则与集成路径 与脱贫攻坚时期的东西部协作不同,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东西部协作需要在协作理念、协作目的、协作领域、协作机制、协作方式、协作路径等方面进行系统转型,以适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因此,当前推进东西部协作治理赋能乡村振兴、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从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增长走向均衡发展,需要进一步从理念原则和集成路径等方面提出东西部协作治理的优化策略。 (一)共同富裕导向下推进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理念原则 在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制度—治理”优势,除了“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2]外,还应坚持四大理念原则。 1.坚持优势互补与互利互惠相统一 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治理目标已从消除我国“后发展”区域人口绝对贫困问题转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这就决定了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实践应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导向,坚持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相统一,促进乡村振兴在东西部地区空间上同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基于东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要素的流动利用效率,促进利益协同共享。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西部地区除具有劳动力、资源等传统优势外,还具有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新等方面的新优势。在东西部地区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东部地区可借助东西部协作治理推动区域间产业融合和消费升级、拓宽区域间劳务合作和人才交流;西部地区可通过东西部协作治理加速区域内资源市场开发、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基于东西部地区各自比较优势,不断优化东西部协作市场联系、拓展协作领域、完善协作机制,促进区域间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有助于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2.坚持常规协作与特色协作相协同 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不能只是对脱贫攻坚时期东西部协作治理实践的简单复制,而应在协同推进常规协作和特色协作基础上挖掘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新的增长点,明确协作重点领域。显然,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巨系统工程,其目标实现的层次性、内容实施的丰富性、任务推进的繁重性以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决定了共同富裕导向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这就需要继续发挥东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的区域治理制度优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时期东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的常规性协作帮扶方式。与此同时,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下,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需要转变协作思维、识别协作需求、促进协作升级,从“扶贫援助”型协作转向“互动发展”型协作,突出特色协作和重点领域协作,这样才能为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目标注入发展动能。具体来看,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要从单一经济领域协作转向“经济—社会—生态”复合领域协作,重点突出就业、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社会民生建设优先领域的东西部协作。 3.坚持整合实施与过程推进相衔接 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既要在协作方式上突出行为主体、地理空间、资源要素的整合实施,又要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协调。一方面,乡村振兴的东西部协作应超越单一“强政府”行政主导模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行为主体合力、多部门组织联动的协作治理模式,通过整合政府、市场、社群等行为主体力量,推动形成“强政府、强市场、强社群”协同、行为主体“责、权、利”明晰的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体制机制,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在东西部地区地理空间上从非均衡增长走向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面向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时施策,以“政府责任、市场利益、社会福祉”主体思维推动东西部协作治理试点示范和渐进实施,构建与西部地区发展阶段、市场需求、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相适应相匹配的协作体系和工作机制,破解传统东西部扶贫协作治理模式存在的“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对立与割裂”[4]问题,提升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治理效能。 4.坚持系统规划与差异治理相结合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挖掘乡村本底要素、链接乡村直接要素、融合乡村间接要素,促进乡村地域空间上人口、土地、产业的系统协同。共同富裕导向下推动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需要统筹东西部协作地区“县—乡(镇)—村”各类资源要素和功能结构布局,进行乡村振兴系统规划。其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依据,遵循党和国家谋划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政策实施点、关键着力点、问题症结点、工作突破点、收入增长点等,科学引导和合理调控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目标预期。其二,从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的整体出发,着眼于构建东西部协作地区的动力机制、稳定机制和长效机制,从空间格局共生、要素市场共融、基础设施共建、利益分配共享、长效机制共塑等方面前瞻性做好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其三,基于东西部协作地区的功能定位和主体优势,突出生产力空间合理布局和生产力要素市场效应,探索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多元开发模式,引导东西部协作乡村地区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营商环境、交通条件、人力资本结构、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产业形态、业态和模式,走出一条差异化、协同化、内生化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之路。 (二)共同富裕导向下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集成策略 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关键要在市场化协作、数字化协作、组织化协作、制度化协作等方面同向发力,形成有效有序协同、活力秩序并举的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集成策略。 1.以市场化协作主导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要通过市场化协作赋能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市场化协作本质上是构建东西部协作生产网络,发挥市场在区域协作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要素优势互补、双向流动,形成东西部协作产业、市场和利益共同体。一方面,由于受到脱贫攻坚时期“央—地”纵向协同治理“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东西部协作存在着产业梯度转移“市场断裂”、要素市场化流通动力不足、对口帮扶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以及西部地区本地资源要素条件与引入产业、技术不匹配等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持续强化“央—地”纵向协同、东西部横向协作的治理效能,构建基于“市场主导的激励兼容型”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体系,挖掘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市场”存量、增量和变量。第一,从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市场化空间整合来看,要着力畅通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向协作企业和产业集聚的市场通道,建立健全资源要素的市场化协作信息和交易平台,探索各类要素在东西部地区共建园区、飞地经济协作中的市场化产业链接、市场化价值实现和市场化利益共享模式,形成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活力。第二,从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市场化产业融合来看,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适度疏解和梯度转移,支持西部地区乡村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以供给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耦合联动,加速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乡村特色产业集群,以产业集聚带动西部地区乡镇、农村协同振兴和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同时,将西部协作地区产业纳入东部地区产业发展链条,加强产业“上游—中游—下游”市场化协作,实现产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第三,从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的市场化供需对接来看,要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牵引、以高品质生活目标为导向,以东部地区先进理念和发达技术促进西部地区乡村传统产业生态绿色化、智能智慧化转型,增强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优质产品和消费服务供给能力,真正激活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市场潜力和发展能力。 2.以数字化协作支撑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 人工智能时代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数字化技术赋能,通过数字化技术治理嵌入,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和普惠效应,催生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各类市场主体跨界融合,重构资源要素与企业、产业的组织模式。在面临东西部协作地区数字技术鸿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化滞后、数字化乡村治理水平较低等困境时,应将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实现数据要素与东西部协作耦合共振,提升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质效。对此,共同富裕导向下要把乡村振兴东西部数字化协作着力点放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协同、数字化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智慧化同步上。一方面,要构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