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科幻文学源流中的乌托邦意象 乌托邦作为理想社会的完美构想，最早源自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并经由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一书得以发展。18世纪，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社会背景下，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被无限放大。当时的学者丰富了乌托邦的构型——将科学、理性等观念与民生、现实相结合。这种倾向也被同步化到科幻小说中——设想比当时更加进步的社会状态，暗含对现实的批判，由此形成科幻小说确立自身合法化地位的独有叙事策略。 从最早的文学形式开始，乌托邦主义就在构思一个可取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理想化公平社会——作者通过将乌托邦社会置于遥远的时空，实现与自身现实的认知疏离效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与科幻文学中社会和技术解放的基本故事模式高度统一。“乌托邦”也随之成为19世纪末对科幻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思想观念之一。尤其在英语世界，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H.G.威尔斯(H.G.Wells)、杰克·伦敦(Jack London)等作家奠定了科幻文学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其中，以H.G.威尔斯的成就与影响力最为卓著，他的作品核心是将科技与浪漫的乌托邦故事结合，为不道德的资本主义提供具有改良意义的社会范本。这种科技乐观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深刻影响了左派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思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科幻文学的叙事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者结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和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目标——普遍公平生活方式的想象，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天然地成为乌托邦建构自身辩证意象的重要背景。而随着女权主义、种族歧视、酷儿理论和文化批判等核心概念被其他社会运动和分支学派充分吸收，文化研究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追溯社会集团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文化媒介来确立权威。①乌托邦主义被定位为一种“社会理想”②，其功能是描述一个“不存在的社会，而且非常详细，让同时代的读者感到好像是在批评当代社会”，是对“企盼更好的存在方式这一欲望的表达”，既包含了通向乌托邦的客观制度进路，也包含主观体验上反对异化的关切。③ (二)反乌托邦——乌托邦的陌生化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与完成，资本主义垄断和阶级压迫日益严重，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政权更迭，使得阶级矛盾随时可能被激化，民众没有盼来理想社会，完美的乌托邦社会反而变成了艺术创作的新标靶——过于安逸也会泯灭社会演进与技术革新的活力，传统乌托邦中平稳、自足、消灭不公、平均主义等观点更遭到了全面的攻击和清算。科幻作家们将现实社会的矛盾蕴于笔下，向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的肮脏龌龊悍然亮剑，写作内容也趋向阴郁黑暗，由此催生了乌托邦的另一面——反乌托邦(anti-utopia)文学的发展。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阿道夫·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尤金·扎米亚金(Eugene Zamiatin)的《我们》，其创作背景的共通之处在于反思资本主义加剧的腐败与社会分化、集权统治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旨在忧虑一个并不美好的未来世界。这些作品“打破传统的、确定性的语言学转向和话语权力生成机制”，并拓展了传统乌托邦平淡、封闭的视野。④同时，反乌托邦的精神血统没有仅停留在文学领域，而是借由不同的叙事手段向各种文本领域进发，并与先前的乌托邦有着形式上的衔接，互为镜像；向后则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恐惧与焦虑，与现实问题直接挂钩。⑤ 而科幻电影作为承继与发扬反乌托邦理念的主要媒介手段，在丰富与拓展艺术创作题材的同时，也为理解当下的社会形态及其话语生成机制提供了有力注脚。对科技的忧虑成为反乌托邦电影中不断反思的重要主题，科幻题材作为反乌托邦的核心子集，也逐渐成为创作者和研究者用以影射社会现实、切入乌托邦叙事研究的核心一环。在这些电影中，反乌托邦被塑造成“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了一定的时空定位”，从而致力于批评乌托邦主义或攻击某些正面的乌托邦作品。⑥因此，英国学者克利杉·库玛(Krishan Kumar)认为反乌托邦与乌托邦在叙事传统上一体两表、相辅相成，前者是对后者抹黑式的戏仿，“通过把乌托邦中正面因素转化为否定性因子，来否定乌托邦的论断”⑦。 基于此，本文将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阶层对立、符号隐喻与现实主义为何成为科幻电影承继和发扬反乌托邦叙事的核心要素？在科幻电影中，隐喻与现实之间的互文如何型构了反乌托邦的叙事理念？这些探索和思考对国产科幻电影的创作有哪些借鉴价值？ 二、反乌托邦叙事与科幻电影“联姻” (一)科幻电影对反乌托邦“精神血统”的承继 科幻影片大多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对未来展开预测，而这种预测往往是现实的倒影，便于埋设反讽与批判，剑指人类的“现代化焦虑”。因此，科幻电影结合反乌托邦主题不仅有先天的“基因”优势，更成为反乌托邦叙事的主要“战场”。高度发达、富足平等的乌托邦与腐败堕落、泯灭人性的反乌托邦，也成为科幻电影中互为表里的两种镜像——乌托邦就是人类福祉的实现⑧，反乌托邦则聚焦人类社会的全面倒退与失序，是对残剩文明和极权统治末世图景式的隐喻。以《异形》《银翼杀手》《追讨者》几部电影为分水岭，此前的科幻电影，重在表现一种美好、平等、世外桃源式的未来理想；此后的科幻电影，如《人类之子》《V字仇杀队》《猩球崛起》《雪国列车》《生化危机》《心迷宫》等，都集中批判唯机械论的科学观——将自然规律当成线性的，由此派生出的技术决定论则把世界视为绝对可控的对象，试图无限强化人对环境的控制。这些影片从现实困境出发构建问题意识，将资源枯竭、极权统治、技术失控或滥用以及族群对立等主题作为叙事的立足点，不断丰富科幻电影的反乌托邦谱系。 如《V字仇杀队》将强权管理诉诸可见性实践，《雪国列车》强调阶层固化天生如此，《饥饿站台》则完全受束于全景监狱式的空间环境……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管理者无时无刻不在对被管理者进行监视与规训，恰恰映照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阶层对立的深层矛盾，这对反思社会困境与重思人的社会价值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事实上，近几十年的西方科幻电影中，几乎再没出现过光明乐观的未来世界，科幻电影反乌托邦的叙事母题也逐渐固定下来：对极权统治的尖锐反讽、对科技灾难的高度警惕、对环保危机的严肃追问以及对资源枯竭的深刻揭示——其社会意识形态都以具体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场景作为立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