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时代中，随着神经科学的新发现和新的电影摄影技术的进化，电影创作中悬念设置、故事设计的方式发生着变化，人们对电影的审美体验也有了新发展。当代电影不再仅仅是让我们通过角色的眼睛去看故事、其他角色以及整个世界，而是越来越多地让我们直接观看、进入、体验角色的精神景观。元宇宙技术与概念的不断发展，更是让我们看到未来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面虚拟化趋势。在这样的时代与电影发展背景下，研究神经美学视角下的电影审美体验，是发展元宇宙技术哲学、文化内容的重要基础。 发表于《纽约科学院年鉴》(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amy of Science)上的《美学神经科学》(Neuroscience of Aesthetics)一文，通过对神经美学的论文进行回顾，提出了人的神经系统中情感-评估(Emotion-Valuation)、感知-运动(Sensory-Motor)和意义-知识(Meaning-Knowledge)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可以促成审美体验的产生。这个三方模型可以被用来解释审美体验的核心现象，如情境对个体偏好的影响等。①本文借鉴了这个三方模型，结合电影创作发展的特点以及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哲学思想，以欧美电影为例，从意蕴-感知、情感-评价和神经-影像三部分来分析神经美学视角下的电影审美体验景观。 一、意蕴-感知：上手性带来的审美偏好和对象价值遮蔽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对象物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存在的，是因为我们接收到了与对象物相关的知识，或者通过行为使我们与对象物产生了一定的关系。于是，对象物对我们来说有了意蕴。但这种意蕴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是非显性、被遮蔽的。②电影成为了我们感知对象物意蕴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脑科学的角度可知，在进行同样行为的时候会激活相同的神经元。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神经生理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在猴子额叶的腹侧前运动皮层F5区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运动神经元。当猴子在执行动作或者观察其他猴子、人执行相同动作时，这组神经元都会被激活。③2004年，里佐拉蒂等学者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之上，发现了人类有类似于猴子这样的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④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结合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表明，人与对象物的互动历史会导致人对特定对象物有特定的意蕴。这对于研究艺术审美行为与人类神经之间的关系有着巨大影响力。 卢卡·堤契尼(Luca F.Ticini)等人通过实验指出了对非专业人士进行艺术创作动作方面的培训，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他们让不具有太专业艺术素养的20个成年人来欣赏90幅高质量重制的点彩画派作品。实验一开始，受试者先要根据三张照片所示来训练右手来作画。第一张照片是正常拿笔姿势用画笔在纸上绘制点状；第二张图是五个手指呈握拳状态，将笔握住在纸上画出十厘米左右的笔划；第三张图作为控制组，让受试者把手掌放在纸上。当受试者建立了不同握笔姿势与绘画样式之间的联系之后，让受试者开始欣赏这90幅点彩画派作品。在每幅画展示之前研究人员会插入正常握笔那张图或者握拳姿势拿笔的图或者手掌放在桌上的图，让受试者的大脑把三张图之一的图片与接下来看到的作品相联系。实验证明，受试者倾向于喜欢与握笔姿势相联系的点彩作品。人的神经会因为动作与所欣赏的作品之间产生正相关联系，而产生对作品的积极印象。也就是说，人在理解了与创作相匹配的行为之后，大脑就会对与创作行为相匹配的作品产生偏好。⑤人无论是创造审美体验还是进行审美体验时，脑神经都会倾向于对与动作行为相协调的艺术作品给予正面的反馈。⑥ 德国学者萨丽塔·西尔维拉(Sarita Silveira)等人向受试者展示了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者来自成人教育中心的画作。与对照组相比，标识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作对受试者左侧楔前区和上、下顶叶皮层的神经激活程度更高。当把对一幅画的美学偏好考虑进实验中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作可以引起受试者右前额、双侧前扣带皮层和颞顶叶交界处的高度参与。⑦在另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观看标记为伦勃朗真迹或者赝品的画。真实的肖像画可以诱发更大的眶额皮质活动。⑧西蒙·莱西(Simon Lacey)等人的研究证明图像如果被大脑识别为艺术作品，就能激活大脑中的奖励系统。⑨这些研究表明，我们对构图策略、风格惯例和对实践了解程度等知识和意义建构，以及大脑是否认定看到的是艺术品，都会影响神经系统在审美体验中的参与度。 海德格尔用上手性这一概念指出了人审美偏好的产生原因。他曾以桌子为例来论述人的知识与经验会影响对物的价值判断。桌子不仅是空间中的一个对象物，而且“它还带有被赋予的特定的价值表达：制作漂亮、很适用；它是一件用具、家具，室内陈设的一部分”。海德格尔认为，这个看起来孤立的桌子“被看到”，其实缘于一种没有被看到的特定“遭遇”。⑩也就是说，我们会因为个人经历、知识体系等原因而赋予对象物特定的价值，就像一张家庭用的桌子，对家庭成员来说这是一张具有共同回忆的桌子，大家围在这张桌子前一起吃饭。对于家庭成员个体来说，桌子还有更私人的价值，对孩子来说这张桌子是他们游戏的场所，对于妈妈来说这是缝纫的场所。“每一次在此遭遇中，也都会有预先干涉和重新上手时围绕一个目标实现的调整，这种调整会成为新的在手性。这一切意蕴性遭遇是其他无关涉的非家庭成员的外人无法遭遇、也不可上手和在手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