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悲情传统与现代银幕表达 新世纪以来，韩国电影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当。国内票房与海外口碑左右逢源，商业活力与创新能量齐驱并进，彰显民族电影在国际化时代不可替代的文化使命与旺盛生命力。尤其是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Parasite，2019)先后斩获第72届戛纳金棕榈和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诸多大奖，成为韩国电影史上承上启下的里程碑之作。 2021年世界电影强国综合指数显示，韩国位列美、法之后，已成为全球的第三大电影强国[1]。随着新冠疫情缓解，韩国电影界今年再次喜讯频传。5月，导演朴赞郁和演员宋康昊分获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与最佳男演员奖；9月，第74届艾美奖又将剧情类最佳导演与男主角殊荣颁给了《鱿鱼游戏》(Squid Game，2021)的黄东赫和李政宰[2]。K-Contents作为一个新名词广受世界媒体认可，而韩国电影正是其民族创意内容产业的最佳代言，站在时代浪潮前端备受瞩目。 探究韩国电影在国际化时代逆袭成功的原因，必然要找到它既有民族身份又能通行全球，既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又符合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趋势的装置。换言之，发现韩国电影民族美学的现代性表达至关重要，这正是破解其在新世纪一飞冲天的文化密码。 虽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然而在区域文化日趋弱势、大众流行文化席卷全球的今天，如何将“民族的”推成“世界的”，怎样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创新表达手法、赢得当代受众，是独特的韩国经验，也是其左右逢源的独门利器，它让全世界惊艳，也为备受好莱坞文化霸权主义侵扰的众多民族国家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一)越伤感越热烈的银幕“怪象” 韩国电影被世人关注不过三十年，发轫之作即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Swiri，1999)。这部由“名不见经传”的韩国导演拍摄的“廉价”动作谍战戏居然打败了当时在全球银幕上畅行无阻的《泰坦尼克号》[3](Titanic，1997)，创下了韩国本土电影前所未有的693万名观众的纪录。从此有市场竞争力的本土电影品牌效应初显，“邦画”[4]具备了和“外画”同场竞争的可能。 很快立足南北朝鲜分断现实、描述独特兄弟情的《共同警备区JSA》(Joint Security Area，2000)再次创下579万名观影人次的高票房纪录。该片的成功不仅让朴赞郁导演成为投资人勇于合作的对象，为《老男孩》(Old Boy，2003)一片在国际上备受赞誉铺垫了可能，还令南北题材成为一种崭新的票房类型登上历史舞台。从此这一类型就像美国的西部片、中国的武侠片、日本的武士片一样，深具地域特色，成为韩国银幕上最独特的风景。 2001年韩国本土片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50％，韩国导演也开始频频登陆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并屡屡得奖。2002年林权泽凭借《醉画仙》(Strokes of Fire，2002)夺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是韩国电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殊荣。同年秋天，李沧东又在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凭借现实主义力作《绿洲》(Oasis，2002)斩获最佳导演奖，女主角文素丽亦借此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最佳新人奖。学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指出，“到2001年为止，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本国电影能够压过好莱坞的地方”[5]。在民族电影不振的年代里，韩国电影墙里墙外花都香的盛况，像奇迹一般鼓舞人心。2000年前韩国电影在海外市场销售时都被贴着“亚洲电影”的标签，也就是说海外销售商常把韩国电影归为亚洲电影的某一类型进行出售。比如说，亚洲的恐怖片、亚洲的动作片。但从新世纪开始，韩国电影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分类标签——“K-MOVIE”。这是市场价值和电影节赋予的艺术声誉的双标认可，意味着韩国电影在国际上品牌与身份的确立。 2003年是韩国电影产业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韩式“大片”接连登场，电影市场的底边被全面扩大。先是康佑硕执导、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军事大片《实尾岛》(Silmido，2003)在圣诞档公映，并历史性地突破千万观众[6]；紧接着姜帝圭导演的战争大片《太极旗飘扬》接棒春节档，总观影人次再创新高，达到了1175万人。对于人口不到5000万人的韩国而言，突破千万观众意味着全民观影的现象级神作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有着千万观众票房的大作与《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JSA》理念相似但规模升级。情节核心都是基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现实而产生的生离死别故事，即，借民族分裂之苦抒发亲人间的离散之痛。这一特点与美式英雄大片或日式怪兽大片差异显著，韩式大片更像一则民族寓言，话题沉重，情绪悲烈。而且银幕越悲情，观众反响越热烈。曾是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南北题材，在经过“386世代”[7]的重新审视后，在短短五年里成为了屡试不爽的票房起爆剂，民族分裂带来的个体伤痛，无疑是最契合民族共同体想象的、既现实又能大做文章的开始。 其实，同一内核不同形态爆款的接连出现绝非偶然。电影作为一种症候性隐喻文本，是能够刺激社会共情的能量压缩包。同一民族分断而治的冷酷现实，就像朝鲜半岛的一个外伤，看得见摸得着。作为冷战政治的牺牲者，朝鲜民族毫无命运的自主权，只能一遍遍用火爆悲恸的影像祭奠家族的咫尺天涯、生离死别。这种饱含集体情绪和历史记忆的银幕故事，准准地应和了朝鲜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情绪——恨与憾。这里的恨不是仇恨的恨，而是对无法做主的个人命运、民族命运的感慨与悲愤，遗憾与痛心，隐含着控诉和愿望难以实现的懊恼与惆怅。因此，借助好莱坞华丽的类型章法诉说南北分断现实的银幕故事，正应和了韩国民众矛盾又复杂的感情，同时观众也借助银幕，获得了情绪宣泄与代理满足。
